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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器是作法事時使用的器物。藏傳佛教的法器類繁多，具有濃厚的神秘色彩。這些法器大體可以分為禮敬、稱贊、供養、持驗、護魔、勸導六大類。袈裟、項珠、哈達等屬于禮敬類；鐘、鼓、骨笛、海螺、六弦琴、大號等屬于稱贊類；
塔、壇城、八寶、七政、供臺、華蓋等屬于供養類；念珠、木魚、金剛杵、灌頂壺、嘎巴拉碗等屬于持驗類；護身佛、秘密符印等屬于護魔類；刻有或者寫有六字真言的瑪尼輪、轉經筒和幢、石等屬于勸導類。每件法器都有其不同的宗教含義，有的法器兼有數種用途。
藏傳佛教法器大多以金、銀、銅鑄造為主，兼有木雕、骨雕、象牙雕、石雕、海貝殼雕以及布、絲織、錦緞等面料制品。其質材各異，造型奇特，制作構思巧妙，數量巨大，是西藏佛教藝術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藏傳佛教的興起，公元7世紀西藏出現了金銅佛造像和合金佛塔，以及油燈和供水杯等少數種類的法器。公元8世紀中葉，吐蕃王朝第五代贊普赤松德贊時期，曾遣使赴克什米爾、天竺等國迎請了寂護和蓮花生大師進藏傳教弘法，修建了西藏第一座古剎桑耶寺，對于推動佛教西藏化起了積極的作用。金剛鈴、杵等部分密宗法器，伴隨著神秘的作法儀軌在桑耶寺首次面世。公元842年，吐蕃末代贊普郎達瑪大規模滅佛，西藏的佛教勢力受到沉重的打擊。從松贊干布到郎達瑪滅佛的時期被稱為藏傳佛教的前弘期，這個時期存世的宗教用具已很少見。吐蕃時期可以稱為是藏傳佛教法器的濫觴期。
公元10世紀至13世紀初，正是藏族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時期。與此同時，佛教再度在西藏興起，并緊緊依附于割據一方的封建勢力。13世紀至15世紀是藏族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相繼產生了大小二十幾個不同的教派和教派支系，主要有寧瑪派、噶當派、噶舉派、薩迦派、夏魯派、格魯派等。
寺院建筑和佛教藝術有長足的發展，外來與本地仿造的宗教用具逐漸增多，工藝技法臻于完善。這個時期有不少著名的法器傳世，元世祖忽必烈賜給八思巴的法螺，是薩迦寺最為珍貴的文物之一。西藏的一些著名寺院如薩迦寺和夏魯寺等寺院內，出現了大量宮廷制造的僧帽壺和香爐等法器。
藏傳佛教再次出現勃勃生機，藏傳佛教法器也逐步走向繁榮。明代政府繼續了元代政府扶持西藏宗教發展的方針，西藏地方與中央王朝之間的往來密切。宮廷中根據藏傳佛教的需要，制作了大量的密宗造像賜予西藏；同時，西藏也有許多精美的造像進貢給明朝政府。西藏佛教法器在明代繼續得到發展。
五世達賴喇嘛以后，西藏的寺院建筑和佛教藝術發展進入鼎盛時期。不論是巍峨的依山式宮殿建筑、巧奪天工的園林設計、雕飾華麗的靈塔，還是精美的造像、法器、壁畫、唐卡，都令人嘆為觀止。清代皇家崇奉藏傳佛教，乾隆以來西藏大量的佛像及法器進貢宮廷，北京故宮博物院至今珍藏著大量的藏傳佛教文物。
同時，清宮廷也不斷將其制作或者收藏的宗教品賜給西藏，布達拉宮和羅布林卡等地都收藏了很多青花僧帽壺、琺瑯彩沐浴瓶和凈瓶等宮廷施予的法器，西藏和中原王朝皇室之間這種頻繁的宗教往來，密切了西藏與祖國大家庭之間的聯系。藏傳佛教提倡顯、密共修，先顯后密，密宗在傳承、經典、修習次第、儀軌、制度等方面有獨具的特點。
西藏佛教保留了密宗四部修習的完整形態，憑借壇城、法輪、五方佛冠、嘎巴拉碗等法器，通過神秘的錯綜復雜的宗教儀式，實踐了對佛、菩薩、本尊神像的觀想。西藏博物館收藏的法器大多系歷輩達賴喇嘛的宮藏品，這些法器無論從材料質地、制作工藝還是類別功用來講，都可以作為藏傳佛教法器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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