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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天，是佛教中八部天龍和天神的統稱，據說，在佛居住說法的地方，總有他們護持。
榆社地處太行山偏僻閉塞之地，與外界溝通接觸的機會相對較少，但歷史上的榆社，卻“山山有寺，村村有佛。”直到解放初期，只有800多人口的榆社潭村尚存9座寺廟。
佛教在這里曾盛極一時。藏有佛祖真身舍利子的中國十九座舍利塔中的第十八座舍利塔，就建在榆社。
雖經歲月洗刷，抗日戰爭時期又被日軍飛機轟炸了七十多架次，榆社依然幸運地保存了規格較高的寺院4處，其中兩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處是金時的崇圣寺，一處是元代的福祥寺。
榆社有許多地名，包括村名都和佛教有著密切的關聯。比如大寺圪垯、梁寺頭、前寺溝、后寺溝、寺上、寺兒、寺家凹、廟嶺、廟溝、焦紅寺、榆林寺、金藏等等。
此外，榆社還有一座座無可計數的北魏、北齊及唐代的佛教石窟、石刻造像，如一枚枚散落的佛珠般，記錄著有關佛教文化的遙遠信息。
山西榆社的佛教寺院（資料圖）
兩個皇帝成就榆社佛教文化
榆社與佛教文化的淵源，始于兩個人——兩個皇帝。
一個是曾經在這里生活過的后趙皇帝石勒，一個是曾經經過這里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石勒本是羯族，信奉的是火祆教（又名祆教、拜火教）。但他在南征北戰、燒殺搶掠的時候，遇到了一個人，西域高僧佛圖澄。
西晉永泰四年（公元310年），80歲高齡的龜茲國人佛圖澄抱著廣建寺院、弘揚佛法的宏愿，風塵仆仆，一路從西域來到中原。洛陽那時是西晉的都城，他就在那里歇下腳來，宣傳佛教。當他看到石勒的部下在征伐中大肆濫殺，便想以佛法感化石勒，制止其殺戮。于是，他通過石勒手下的大將郭黑略，想辦法接近石勒，取得了他的信任，讓其逐漸接受了佛教思想，并一度擔任石勒的“軍師”。
石勒稱帝后，還非常信任佛圖澄，尊稱他為“大和尚”，還把自己的孩子“舍”給他所在的寺院，讓他們每天吃住在寺廟，系統地接受佛教文化的教育。
在石勒的提倡下，佛法大行于天下，石勒也因此稱為中華佛教史上第一個禮佛的君王、第一個建正規佛寺的君王。石勒之后的后趙皇帝石虎也篤信佛教，說“我是胡人，當信胡神。”石虎也尊佛圖澄為“大和尚”。
有了石勒、石虎兩代帝王的信任和支持，佛圖澄的心愿也得以完成，短短幾十年內，“所經州郡，建立佛寺，共893所。”
對于皇帝的家鄉榆社，佛圖澄自然更加不遺余力地推廣佛教文化。榆社史志辦主任任林峰說，志書《上黨國記》中有記載，“趙建武元年（335年），澄（佛圖澄）奉虎（石虎）命，攜徒道安詣榆（今榆社縣城），適城空空也，唯衙門獨處。澄喜極，曰：‘吾之志逞也。’”于是，佛圖澄請來縣宰督辦修建寺廟，“集民夫三千，且將半城花插佛地，留半城為民居，凡五載畢，城內外立寺廟316所。僧尼二千，澄與徒傳教說法。”由此可見，佛圖澄耗費5年時間，在榆社縣城建立寺廟316所，榆社一半的土地上都有了寺廟。“正因為此，榆社當時被稱為‘小西天’。即使在今天，榆社的每座山上都能找到古寺廟的遺址。”任林峰說。至此，佛教，以絕對優勢，在榆社生根發芽。
而后到了北魏時，推崇佛教的孝文帝要遷都，把皇室貴族從平城（今山西大同）遷到洛陽。而古榆社，是平城到洛陽的交通要道之一，是遷都路上最為便利的一條道路。在北魏政治集團大遷徙的過程中，篤信佛教的王公貴族和大批佛教石刻藝術工匠們途經榆社，在此歇息、停留，留下了佛教的思想文化，也留下了精湛的佛教石刻、雕塑、建筑、繪畫等藝術技能。
榆社縣作協主席李旭清在其著作《滄桑榆社》中這樣表述：“榆社是我國早期佛教文化的博覽室，是我國早中期佛教石刻藝術的過渡帶。”不無道理。
榆社舍利塔天下第十八塔
雖然榆社有豐富的佛教文化遺存，但經過歷史上幾次滅佛運動、戰爭、“文革”、自然災害等，許多佛教建筑和石刻被毀壞得所剩無幾。李旭清告訴記者，“有些只剩下斷壁殘垣，比如金廂寺、安國寺、彌陀寺，有些極為珍貴的建筑甚至已蕩然無存，比如大同寺舍利塔。”他非常遺憾地說，“能夠保留下來的，估計不及原來的10%。”
最讓人痛心的，莫過于大同寺舍利塔的消亡。
相傳，在佛教發源地古印度阿育王時代，曾將佛祖釋迦牟尼的佛骨舍利子分成88400份，派使者分送到世界各地建塔供奉，弘揚佛法。世界各地也因此有了8萬多座佛舍利塔。據說，傳入我國境內的舍利子有19枚（又說21枚）。
佛教百科全書唐代《法苑珠林&敬塔篇》詳細記載了這19座舍利塔的所在地、建造時間。其中，榆社縣大同寺舍利塔赫然在列，名列第十八位。大同寺舍利塔也因此被稱為“天下第十八塔”。
李旭清自豪地說，“佛祖舍利是佛教頂級圣物，全中國一共19枚，山西占了5枚，而榆社竟然就是其中之一！”
遺憾的是，大同寺連同舍利塔已永遠消失。據一些專家推測，早在清代早期，舍利塔就已坍塌，但大同寺還在。到后來，大同寺不知因何也被毀，所幸清道光年間被重修，連舍利塔也一起被修復。光緒版《榆社縣志》對此有記載：“大同寺，在城外東南，元時改建。后寺全毀，僅保存石佛像。道光八年，邑令陳維屏督同紳董王席賓、李天乙等重建，中殿即舍利塔。”但到了光緒年間，大同寺的一部分又被洪水沖毀，剩余部分則在抗日戰爭時期毀于日軍飛機轟炸。李旭清接觸過一些老人，他們都有“大寺圪垯”（大同寺遺址）的記憶，都說曾經見過那座舍利塔。
2001年，榆社縣文物工作者在大同寺舊址上發掘出140多尊佛教石刻造像。從佛像題記上看，雕造年代跨越了北齊、北周、隋、唐等4個朝代。
而今，這里已被改建為縣公安局宿舍區，大同寺舍利塔也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但對于“佛舍利今何在”話題的關注，一直沒有停止過。文物專家分析認為，佛舍利應該還深藏于塔遺址下的地宮之中。
山西省及榆社縣文物、文化部門諸多專家都對此深表期待，他們說，如果有一天，榆社舍利塔的地宮重見天日，那么其中安奉的文物及其歷史文化價值，恐怕不亞于陜西法門寺。
佛教石刻造像敘述往日佛國盛況
榆社有位90多歲的郝福瑞老人，曾憑記憶手繪了一幅1937年前榆社縣城圖。根據這幅圖上的標注，我們依稀可以瞥見舊日榆社佛文化繁盛的景象。而今，很多寺廟雖已不見蹤跡，連遺址都難尋覓，所幸當年還保留下些許石刻造像，如今可去榆社博物館細細賞析。
早期的榆社佛教石刻，多為“鑿山石壁，開窯造像”，其風格粗獷、威嚴、雄健，神態冷漠、不茍言笑。但北魏及北齊時期的石刻造像則多了些“人”的平和。到隋唐時，榆社石刻造像的審美風格更趨本土化，由神情冰冷轉向慈祥和藹。這樣的佛教石刻造像，或坐或立于田野之中，讓辛苦了一天的百姓抬頭可見，似乎在心頭飄過一縷清風，真可謂榆社人的一大幸事。
但不幸的是，有些珍貴的石刻造像卻流散在外。
“南村站佛高4.6米，頭發呈波紋狀，面部豐滿圓潤，眉如彎月，目光慈祥，眼睛半睜半合，俯視著腳下的蕓蕓眾生。嘴邊微露笑意，顯示出內心的平和與安寧……”介紹資料這樣說。
就是這尊佛像，榆社縣文物局局長、博物館館長王太明有一年去臺灣參觀訪問，遇到一個老兵，自稱老家是榆社云竹鎮南村人。看到老家來人了，他激動地說，“記得我小時候常見村外站著一尊大佛，可前段時間，我在臺灣故宮博物院看到了它。奇怪啊，它明明是站在我們村口的，我那時天天都見，怎么跑到臺灣了？”
為了避免這樣的事再次發生，并保存、保管好石刻文物，文物管理部門已將石刻造像一個個從山風野嶺中拔起，移到博物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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