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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分鐘，都有文化遺產在消失。再不保護，五千年歷史文明古國就沒有東西留存了，如果我們再不行動，我們怎么面對我們的子孫?”馮驥才說。
曾經的近百座古村已經全部消失，原居民都在“新農村建設”運動中，從原來的深山搬出，住到了山腳下的平原小鎮的多層住宅小區里。這讓人憂心忡忡。
中國的古村落在這幾年里全部淪陷了，繼齊魯大地的古村全部被拆毀后，作為中國文化博物館的山西的古村也全部消失了!
沒有個性的城市
楊柳青鎮是天津市最大的衛星城鎮，不僅歷史淵源久遠，文化積淀也十分厚重，尤以入選國家級非物質遺產的木版年畫而知名。這次拆遷的是鎮南南鄉三十六村，是歷史上楊柳青年畫重要的集散地，曾經有上百家老字號的畫店。如今，這個年畫藝術區，即將在以“新農村建設”為由的城市化進程中消失。
從改革開放至今的三十多年里，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借口下，中國的600多座城市都經歷了舊城改造和重建，結果是每個城市的樣貌都變成了一個樣。
“我擔心將來中國人會在自己的城市里迷路，不論哪個城市，滿眼全是現代建筑。所有文化舊址、胡同、街道，都被房地產開發商的推土機鏟平，造起來的樓盤，基本上都是一個樣，原有的城市個性和特點都消失了。”馮驥才對記者說。
這些已有200多年歷史的文化歷史街區，無一例外都變成了商業辦公區、寫字樓和高層住宅區，原有的街道、胡同、大院和那里的原住民，都消失不見了。
更早消失的是那些中小歷史文化名城。“比如我舉兩個城市的例子，南方的浙江嘉興和北方的山東德州，這兩個城市在發展和建設當中，城市里面的歷史街區板塊(德州除去一個文化性的遺址之外)基本上完全沒有了，它們曾經是中國歷史上非常著名的文化名城，基本上連歷史建筑都沒有了。”
保護不能只講政績
2000年，時任山西靈石縣縣長的耿彥波給馮驥才打了一個電話：“我是靈石縣的縣長，我在文化保護方面很多想法是跟您一致的，是按照您的想法做的，我特別希望您到我這邊看看。”
但在老城保護和修復上，馮驥才和耿彥波也有分歧。大同老城歷盡滄桑，城墻里長了很多的野樹，當時，耿彥波提出要拿磚包起來，馮驥才認為不妥，如果拿磚包起來的話，老城看起來就變成新城了。馮驥才希望大同能夠原汁原味保留幾段城墻，甚至把崩塌處用玻璃做一個博物館或旅店，人可以進去，里面也可以喝咖啡，用現代人的生活把歷史跟現代連接起來。
“我們最近去大同，發現政府更大的興趣，是恢復那些北魏時期的城墻，重建了很多老建筑，準備商業開發。我覺得他做來做去，仍然是那些旅游景點似的東西，還是要急功近利為政績把投資通過商業運作掙回來。我不希望他們把老城最后搞成了遺址公園，最后為了收門票，人流眾多，商業氣息太濃，歷史的感覺反而沒有了。”馮驥才說。
但這樣的問題在古城改造中屢見不鮮。云南的大理和麗江，向來被視作古城保護的典范，它們吸取了北京的教訓，在古城外另建新城區。在馮驥才的眼睛里，大理和麗江的歷史傳統沒有了，靈魂沒有了，只剩下一個軀殼。
“它們完全是一個商業化的城市，原有的文化深層的魅力，原有居民大量遷走了，城市的記憶沒有了，它原有的生活形態沒有了，游客和居民都是漢人，原有的民俗和生活也喪失了，小店里賣的東西在南方、東北的景點里都有，游客看到的歌舞，最后都是表演性的東西，村民在那兒擠眉弄眼，真正內涵的東西沒有了。”
馮驥才比較欣賞的是浙江的西塘古鎮。“和周莊、烏鎮等江南六鎮比起來，西塘的模式最好，它保留了原住民，沒有大規模的商業化，保留了原有的生活形態。周莊本地人大部分都空了，都是外地人，烏鎮的辦法是把原住民全部趕走，變成了一個死城，一個古鎮的生命沒有了。”
別禍害農村了
馮驥才現在最擔心的是中國的那些遠離城鎮的古村落。因為地處偏遠，遠離高速公路，在城市化突飛猛進的三十年里，它們得以幸存。但在這幾年的的“發展小城鎮，建設新農村”運動中，一批保存了近百年的古村落，被有組織有計劃地拆掉，建設成新城鎮和高層小區。
十年前，馮驥才和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去山東普查，他發現齊魯大地上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古村落，有的村莊占地龐大，有城墻圍繞，護城河和內河、池塘縱橫，學堂、孔廟、祠堂、倉庫、戲樓、鐘鼓樓都有，街道、水井齊整，民居規劃工整，非常美麗。
“我們當時還能看到山東的一些古村落，我們想做古村落的調查，把好的古村落確定下來，然后向建設部提一個名單，這些村落像北京的胡同一樣先別動，去年我們的隊伍深入調查下來，結果齊魯大地上一個古村莊也沒有了。山東經濟發達，它們城市化速度也快，地方政府為政績把它們全部消滅掉了。”
對那些商業化的古村，如山西王家大院、周莊那樣的旅游景點，馮驥才也擔心它們的未來。他們往往是把村子圍起來，把幾個道口都變成了售票處。在他看來，這些古村就是為商業服務的，為游客表演的一個平臺，跟文化沒有關系，就是地方官員手掌上的一個玩具。
即使是那些入選世界文化遺產的古村，馮驥才也很擔心它們的未來。在江西贛南地區和福建閩西地區分布著3萬多座土樓。在它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以前，很多土樓里的牌匾和擺設的文物，都被文物販子收購到了北京，流失到國外。后來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地方政府也花錢請專家、學者，做申請文本報告，做規劃、保護方案，看上去煞有其事。結果土樓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后，那些保護方案就變成了擺設。
“原來每個土樓都是博物館，后來‘文革’毀了一批，‘文革’之后又賣了一批，所以很多土樓都空了，也有少量土樓里還有些東西，但這些土樓里現在沒有人住，風吹雨淋，破敗得很厲害。”那里只是動物和植物的天下。中國應該學習歐洲的政策，出臺完善有效的法律和管理機制，讓富人們使用居住，系統化對土樓進行保護，延長它的壽命。
對古村的未來，馮驥才很悲觀。“現在城市的悲劇正在向農村轉移，打著城鎮化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的口號，大批的房地產商把城市土地開發完了后，正在轉向農村，因為農村還有大量的土地。這一波，如果我們控制不了，千姿萬態中國的村落就會變成城市里那些建筑垃圾。”
現在的情況是重申請，輕保護。保護誰?用什么辦法保護?哪個部門保護?這些全部是空白，因為每一級政府完成政績以后，就沒人再管這事了。
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很艱難
記者：您這么多年來一直在做民間文化遺產方面的工作，這個領域的保護情況怎么樣?
馮驥才：十年以前，我提了一個概念，叫文化自覺。到了這個時代，我們應該有一個文化自覺，因為時代轉型了，我們要有一個自己的文化特色。后來費孝通也專門寫過關于文化自覺問題這方面的文章。
到了最近幾年，國家開始文化自覺了，比如確立國家名錄，確立非遺文化，傳統假日放假，確立文化遺產日等等，另外溫家寶總理也講，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深刻影響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甚至于更久遠。
由專家到國家的文化自覺，我覺得這一條線上是順暢的，沒有問題的。但是國家只有國家的文化自覺是不夠的，還要必須變成全民的文化自覺，這個社會才能文明才能進步。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認為出現了問題。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文化遺產，在我們確定完非遺的傳人之后，很多的傳承人就去世了。我覺得消失是自然的，因為每一代藝人到歲數了都要消失。但是問題不在這兒，問題就是說，我們這個非遺被確定為國家非遺之后，它的價值是什么?
它在我們生活中，或者在一個城市里面，或者在一個地區里面，一個鄉村里面，它的價值是什么?它是一個商業資源嗎?它是一個地區的招牌嗎?它還是一個地區獨特的文化和審美的表現?獨特的精神氣質的表現?是老百姓應該引以為榮的一個地方的文化創造?然而，現在幾乎沒有老百姓認為非遺是他們的一個驕傲。
國家要有文化形象
記者：怎么看待老城改造中大量拆除民居，只保留帝王將相和名人宅院現象?
馮驥才：我覺得我們的政府官員不是從這個角度來看，他還是看到那個房子的貴重程度，建筑本身的物質價值，不是看它的文化價值來看的，是從商業價值來衡量的。
所以他們喜歡新天地的改造模式，我們現在660個城市，基本上沒有歷史板塊，要么被商業開發了，變成一個旅游景點，或者是變成一個風情街、酒吧街，在景觀上還存在一點東西，作為地標存在。
我認為代表一個城市真正的魅力的，是它的街區生活、文化，它往往并不是那些皇家、宗教的建筑。比如說故宮，它是象征性的建筑，但并不代表北京真正的文化，真正代表北京的文化，恰恰是那些四合院和胡同所組成的那些歷史街區。
我覺得中國必須要有一個國家文化發展基金，就應該是專家管，不應該是文化部管，也不應該是中宣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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