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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以其巍峨壯觀的殿堂，悲智雙融的佛菩薩像，莊嚴富麗的法器供具，浩瀚的藏經及柱壁門溢上隨處可見的經文、檻聯，僧尼清凈離欲的生活方式和威儀風度，向人們直觀地展現出三寶的形象與佛教的基本教旨教風，在觀瞻者心識中留下佛法僧的深刻印象。寺院實為住持三寶的實物性表征，為瞻望佛國凈土的窗口。中國人受三皈五戒的佛弟子未必很多，但直到如今，一生未曾到佛寺觀瞻游覽者恐怕沒有多少。
作為瞻禮祈禱的投誠之地，佛寺首先提供了滿足廣大民眾最迫切的宗教需要的實體。朝山拜佛，拈香祈愿，是比三皈五戒的佛教圈子大得多的廣大民眾信仰佛教的基本方式，這種低層次的信仰盡管帶有中國傳統多神崇祀的氣味，其正面的教化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觀瞻禮拜、祈禱供養，即使是出于某種世俗的功利目的，也起碼能使人放松心理負擔、獲得精神安慰，受佛菩薩形象的熏染，心靈得到凈化，并積集了福智資糧，種下了成佛種子。《法華經》偈云：“若人散亂心，入于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禮拜供養，功德更不可思議。
佛寺、經像給予民眾的這種究竟利益，及安定人心、凈化人心的社會教化作用，不是短淺的經濟眼光所能衡量的。佛寺作為住持僧寶居止之處，自然成為佛教法事活動和弘揚佛法的中心，成為聯系佛教與民眾的樞紐。講經說法、舉辦法會集體念佛參禪等學修活動，從來都在寺院中進行。佛寺還是培育弘法人才的學府，無數高僧大德，都是在寺院的洪爐中冶煉，成長為人天師表。諸宗之學無不誕生于寺院，多數佛學撰述都出于寺院中的高僧之手，寺院實際上也是歷代佛學研究的機構。
從文化方面來看，寺院是一種十分重要的社會文化設施，在文物保管、旅游觀光、圖書收藏、外交、文藝、園林、醫療、武術等多個方面，都有其不容忽視的文化價值。中國大型佛寺多建于通都大邑、名山勝地，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說。寺院裝扮祖國山河，點綴名山勝景，是具有極高游賞價值、豐富文化內涵的不可或缺的人文景觀。那紅墻黃瓦、雕梁畫棟、飛檐塔影、暮鼓晨鐘，與歷代僧人精心培植的園林花木相輝映，與自然景觀結合為一體，提供給人們一種超凡脫俗的清凈境界，所謂“僧寺無塵意自清”，使人在賞心悅目中默受佛光法雨的沐浴熏陶，得到清涼安穩。
自古以來，游觀佛寺為雅俗相共的高級享受，唐人“偶來蕭寺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的詩句，道出了人們游貧佛寺所得的受用。中國佛寺幾乎無不有幾百年、上千年的歷史，無不是文物古跡，日語名為“文化財”，而且集古建筑、園林、雕塑、碑碣、書畫、楹聯、題詠、圖書等為一體，實為宗教勝地、博物館、文物館、藝術館、園林的綜合體，較之現代新建的那些單純游樂的園林亭臺，無疑要有高得多的文化價值、游覽價值，對開展旅游事業極為重要。
多好的自然景觀，一缺了佛寺的點綴，便如同一個美麗的物品不具裝飾及內在美，吸引力便會降低許多。綜合了文物、圖書、園林、藝術、佛事活動、僧寶于一體的佛寺，是保存、傳續東方傳統文化精華的最為牢固的基地。即僅從游覽觀光而言，能給予人多方面的傳統文化熏陶，為進行傳統文化教育的好課堂。宋儒當年觀佛寺鐘鼓齊鳴，梵唄清幽，僧眾威儀整肅，進退有序，贊嘆“三代禮樂，盡在于斯”，從而激發他們復興先秦儒學。現代人游觀佛寺，起碼應能增加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感性認識，甚而激發有識者繼承傳統文化、振興中華文明禮樂的信愿。
就社會福利事業而言，中國佛寺自古以來就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福利設施。依大乘利樂眾生的精神，隋唐時代的佛寺曾設有救濟養護貧病孤弱的悲田院、養病坊、和積集佛教凈財的“無盡藏”（一種佛教銀行）。佛寺曾收留保護過各種難民，解決了一些社會問題。隋文帝、武則天、唐宣宗、明太祖等帝王，即位前皆曾寄跡于佛寺。佛寺還成為貧土寒儒讀書治學的處所，古來不少名人，如劉勰、范沖淹等，都曾讀書于佛寺，不少名篇巨制是在寺院中寫成。饑謹年月，佛寺還往往施粥施藥，賑濟災民。近代以來，佛寺開展社會福利事業的傳統進一步得到發揚，不少寺院曾辦過學校、幼兒園、養正院、醫院等。
此外，中國佛寺還是一種生產機構。解放以后，農禪結合的傳統進一步發揚，寺院一般都經營工、農、林業等生產，近十年來又有開辦素餐館、茶館、旅館、法物流通處、旅游服務部等，直接為國家經濟建設作出貢獻。佛寺護山育林的成績，更是顯而易見。
具有多方面有益于社會的功能，積藏著大量珍貴文物、圖書、藝術品的佛寺，自屬佛教和全社會的寶貴財產，應受到珍惜愛護。然而，在十年浩劫中，多數佛寺遭受劫難，經像、文物被毀壞，殿堂被占，僅在文物方面的損失，即須以億萬計，至于人們精神上所受的損傷，社會所受的污染，更是殘及后代。但愿這種宗教的、文化的、精神的劫難永遠再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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