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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園林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替代的組成部分，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形態。中國園林伴隨著山水文化和隱逸文化而逐步形成發展，成為可游可賞可居、體現園主人格追求和精神世界的場所。中國園林文化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對東、西方造園理念和實踐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中國傳統思想的重要流派都對中國園林產生過深遠影響，成為園林創作的主導思想、造園實踐的理論基礎。儒家倡導的山水園林是美育人性的空間；道家的“道法自然”、“壺中天地”等成為中國古代園林的哲學文化基礎；佛教追求的佛國凈界和叢林制度促成了佛寺園林藝術空間。
“君子比德”是中國古代園林的文化價值取向，“與民同樂”是封建社會公共園林的仁政文化追求，“兼濟”、“獨善”等思想規定了古代士人園林的風格。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后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
君子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表征理想人格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儒家的主要典籍對君子有過多種界說，其中，“君子比德”說是一種非常有特色的闡述君子人格的方式，“所謂比德，是指以自然物（山、水、松、竹等）的某些特點使人聯想起人的道德屬性，借為人的道德品格、情操的象征，因之賦予自然物以道德意義”。儒家在描述君子的人格特點時，常常以自然物的各種特點來象征君子的各種品德，使君子形象通過自然物表征出來，從而使君子這一道德上十分完善的倫理人格形象化，變得可親可近，可感可觸，給人以審美的愉悅。因而，在許多中國美學史著作中，都把“君子比德”說作為儒家的美學理論來加以闡釋。確實，“君子比德”說鮮明地反映了儒家的美學精神和審美興趣。
縱觀我國園林史,一個非常鮮明的特征就是盛世興園。凡是國泰民安,必是大興園林之時,反之也如此。
孔子認為人和自然是一體的，山和水的特點也反映在人的素質之中。因此他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在千變萬化的大自然中，山是穩定的，可信賴的，它始終矗立不變，包容萬物，是最可靠的支持；水則是多變的，具有不同的面貌，它沒有像山那樣固定、執著的形象，它柔和而又鋒利，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難于追隨，深不可測，不可逾越。
聰明人和水一樣隨機應變，常常能夠明察事物的發展，“明事物之萬化，亦與之萬化”，而不固守一成不變的某種標準或規則，因此能破除愚昧和困危，取得成功，即便不能成功，也能隨遇而安，尋求另外的發展，所以，他們總是活躍的、樂觀的。仁愛之人則和山一樣平靜，一樣穩定，不為外在的事物所動搖，他們以愛待人、待物，像群山一樣向萬物張開雙臂，站得高，看得遠，寬容仁厚，不役于物，也不傷于物，不憂不懼，所以能夠長壽。這也是頤和園仁壽殿命名的真意。
中國古典園林的設計理念根植于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遵循了“法天象地”、“道法自然”等道家思想，造園的過程從哲學層面闡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自然觀。
道法自然是老子的哲學思想。老子認為，“道”雖是生長萬物的，卻是無目的﹑無意識的，它“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即不把萬物據為己有，不夸耀自己的功勞，不主宰和支配萬物，而是聽任萬物自然而然發展著。頤和園“一池三山”的整體布局體現著這一思想。
佛教傳入中國后，即改變了早期印度佛僧不事農桑、棲居窟龕的生活環境。唐代以來，禪宗佛學所倡導的“心性本凈”、“無所往而生其心”等思想受到士大夫的推崇，影響到文學和園林的發展。佛寺園林成為佛教文化載體藝術空間，佛家所描繪的“佛國凈界”，其景象其實是一個園林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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