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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國18世紀重農學派的觀點，自然界雖參與生產過程，但卻不要求任何補償。這種無私賜予使農業產品成為純“新產品”。顯然，自然界之所以能實現這種賜予，與土地不竭的生殖力有關。在中國美學中，自然或土地的這種生殖力被賦予了兩方面的美學意義：首先，自然的生殖性即是其生命性。
這種活躍的生命感一方面使其與西方近代機械僵死的自然相區別，另一方面則因其對生命的包蘊而天然地具有美的本己性。“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謂美的本質，就是自然的生命本質。進而言之，自然生命總是在運動中表現為過程，并通過大地上的花開花落、草木枯榮實現形象的表征。這樣，人對自然物候變化的體驗就成為對自然生命過程的體驗，這種體驗使中國人發現了時間，并進而以此作為人事的規范。從《夏小正》、《逸周書·時訓解》直至后世中國的歷書可以看到，中國人的時間觀是建立在農業節令和自然觀察基礎上的。
如《夏小正》開篇就講：“正月：啟蟄，雁北鄉，雉震呴；魚陟負冰，農緯其耒。”也即：大地上蟄蟲復蘇、南雁北飛，野雞呴鳴、魚游水面，被視為農夫修理農具的時間暗示。在此，自然孕育了時間，農耕實踐則規劃著人的時間感知。后世中國詩歌中所體現的時間意識，大抵脫不了這種被自然主導的韻致和格調。至于從普通百姓到帝王公卿被月令和節氣規劃出的工作和生活，則明顯因為與四季變化的配合充滿節奏感，并因此被納入到一個統一的審美化的自然進程。
但值得注意的是，歷史上的中國作為一個起于中原、疆域不斷外向拓展的國家，它由歷法規定的時間觀念并不具有普適性。如上所言，中國古代建基于自然認知的歷法，其標準是中原地區的暖溫帶氣候，但中國起碼自秦漢始，其疆域就南北橫跨了熱帶、亞熱帶、溫帶等多種氣候形式。由此，中原地區農業性的歷法不但對游牧、漁獵民族的生活缺乏實用價值，而且對非中原地區從事農耕的人民也同樣缺乏指導意義。如唐張敬忠《邊詞》云：“五原春色歸來遲，二月垂柳未掛枝。即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正揭示了農業時代時間體驗的區域差異。
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的歷法卻從來沒有因為地域差異而變得多元，它制定歷法恒久不變的標準就是“中原時間”。這種歷法借助政治權力獲得的強制性統一，使時間具有了意識形態性，也為理解中國美學中的時間感知增加了制度主義的內容。
正如中國古代的時間是以中原為中心的時間，其空間也是從中原出發的的空間。像中國最早的地理文獻《尚書·禹貢》，按照順時針的秩序，將天下排列為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基本勾勒出了早期中國以中原為中心的地理版圖。但是，就純粹的空間而論，天下本無中心，如《莊子》講：“我知天下之中央，越之南、燕之北是也。”（《莊子·天下》）這種中心觀念之所以形成，原因無非在于當時的中原因農業的發達而形成了人對土地的固著，并進而根據當下經驗設定了何為中心、何為邊緣?？梢哉J為，中國社會早期空間經驗的非客觀性，鑄就了它的詩性或審美特性，所謂的地理也因此成為詩性地理。
根據這種純任感知的“私經驗”，中原民族設定了東南西北中五方，并將五色、五音、五味、四季等都組入到這個穩態的空間格局中，從而使諸種審美要素形成對天下“中央”的環繞。超越這一經驗范圍之外的區域，在文化優劣論的主使下被認為荒蠻，但在美學層面，則往往被想象為仙人的居地。一部《山海經》，就是這種審美想象的成果，從《穆天子傳》到《淮南子·墜形訓》再到張華的《博物志》，則提供了從對中原的現實感知到關于遠方的審美想象的漸變路徑。
這中間，因為中心地區是確定的、清晰的，所以與此相關的藝術往往摹寫真實，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風格；邊緣地區則因為超出了經驗的范圍，往往被訴諸想象，相關的藝術創造則虛幻瑰麗，充滿傳奇色彩，顯示出鮮明的浪漫主義特點。從美學角度理解中國人這種中心清晰、邊緣模糊的天下觀，可以看到的就是這種從經驗到想象、從現實到浪漫逐步過渡的審美系統。
十余年前我曾講過，人、時間、空間是美學的“一個中心和兩個基本點”。就中國美學史而言，時間、空間這些已被現代科學高度抽象的范疇，在農耕文明背景下，則因對自然的憑附而保持著鮮活的審美特征?；蛘哒f，農耕背景下的時間和空間，是被自然表象的時間（四季）和空間（風景），它的自然性即可感性，它的可感性即審美性。同時，人參與農事就是參與自然，就是將個體納入到自然時空的生命律動。關于這種由人、時、空復合共鑄的農事生活的美，宗白華曾講：“中國古代農人的農舍就是他的世界。他們從屋宇得到空間觀念。
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擊壤歌》）得到時間觀念。空間、時間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頓著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從容的，是有節奏的。對于他空間時間是不能分割的。春夏秋冬配合著東西南北。這個意識表現在秦漢的哲學思想里。時間的節奏（一歲，十二個月二十四節氣）率領著空間方位（東西南北等）以構成我們的宇宙。所以我們的空間感覺隨著我們的時間感覺而節奏化了、音樂化了。”從這種論述不難看出，農耕文明不但鑄造了中國人的時空體驗和四方想象，而且通過人與自然的相互滲透，為人的生存注入了本質性的審美內容。
當然，除了審美化的時空經驗外，農耕文明對中國美學最根本的影響還在于對民性的塑造?！秴问洗呵铩吩v：“古圣先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于務農……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呂氏春秋·上農》）也即農業勞動本身就構成了對人民的教化。那么，這種教化達成的結果是什么？按照《呂氏春秋》：“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處無二慮。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呂氏春秋·上農》）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中國社會自文明早期即奠定的重農傳統，不僅及個人財用或國家富強問題，而且更涉及對人民心性的正面養成。即：農耕使人心性素樸尚質，遠離商業性的好智多詐?？梢哉J為，中國美學重質輕文或先質后文的傳統，對人性素樸之美的肯定，及哲學上的實用理性，斷斷無法忽視農耕文明的塑造。中國文學藝術中的思鄉主題、家國之戀，則無法忽視由人對土地的固著而培養出的天然忠誠。近年有人提出，中國古典美學即是一種農業美學。這種說法有些武斷，但一種更圓通的講法應該是可行的，即：中國古典美學是一種奠基于農業、并從農業出發的美學。(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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