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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一座歷史悠久，舉世聞名的都會城市。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然成為宗教發展的勝地。在其歷史文化的長卷中，北京的寺廟文化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所謂寺廟文化，指的是存在于“寺廟”這種宗教活動場所特定空間內的文化。
確切地說：“寺廟文化是以寺廟作為粘接手段的宗教文化與其信仰社群文化結合的一種復合的文化。”寺廟空間內那些與宗教信仰有關的，以及那些雖然與宗教信仰無直接關系，卻為寺廟服務，或附屬于寺廟的人類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成果構成了寺廟文化。
北京是五朝帝都，先后經歷了34位皇帝。出于政治與信仰的需要，歷朝帝王、皇親國戚、宮廷太監、達官顯貴紛紛出資修廟，京城敕建的寺廟比比皆是。唐太宗在他打過仗的地方都要為陣亡的將士建廟，以薦亡魂。今法源寺所在的位置，曾是唐太宗誓師征討遼東之地。遼東戰敗后，唐太宗“念忠臣義士沒于王事者，建此寺為之薦福”以慰忠魂，同時亦為安撫死難者的家屬，遂于貞觀十九年（645年）下詔建憫忠寺（法源寺）。舉世聞名的云居寺石經刻造工程皆因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滅佛而起，為了使佛教經典長存于世，隋靜琬法師開創了偉大的石經刊刻事業。趙樸初先生稱房山石經為“國之重寶”，珍藏石經的云居寺為“北京的敦煌。”
西黃寺和雍和宮喇嘛廟的修建，也是出于清朝統治者信仰和利用喇嘛教“安藏定邊”的政治需要。至今仍然矗立在雍和宮里的那塊用滿、漢、蒙、藏四種文字書寫的喇嘛說碑文非常清楚地講述了乾隆皇帝改雍親王府為喇嘛廟的初衷。一、為了恪守祖制，按清朝的祖制規定皇帝的出生地別人是不能夠再居住的。二、為了緬懷他的父親雍正皇帝。三、為了尊重雍正皇帝對佛教的信仰。四、達到使蒙古地區和西藏地區安定，聯絡這兩個地區的感情。這就是宮改廟的原因。
北京也有一部分寺廟是明清兩朝太監捐資修建的。太監為了出宮后有一個安身之所紛紛捐資修廟。西山碧云寺是明武宗的大太監于經修建的。智化寺是明英宗的大太監王振用自己的住宅改建的。慈禧太后的大太監劉印誠多次為白云觀捐資置產。在官府的帶動下，京城百姓助捐修廟的也不少。北京寺廟建筑規模宏大，政治地位高，與其它地區的寺廟形成了較大的反差。被封為國師的名僧高道可以出入宮廷，左右朝政，其煊赫之勢，不亞于王公大臣。所以北京舊時有“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之說。
清朝初期因國力強盛，佛道都有發展，修復舊寺，興建新寺，致使清朝寺廟總數超過明朝全盛時期。據《北京寺廟歷史資料》統計：北京登記在冊的寺廟為1631個。另據1947年北平市政府統計，當時全市城區和郊區的寺廟為1920座。北京擁有的古剎，居全國都市之首。
北京寺廟祭祀的神靈眾多，但在京城形形色色的寺廟中，佛教寺廟幾乎占去了半壁江山，近一千多座。佛教自東晉十六國時傳入北京地區，至今已有1600年的歷史。北京作為遼、金、元、明、清的國都，由于統治階級的推崇，佛教在京城中廣為流行。民國年間，佛教寺廟坐落在北京城內的大約有400多座，均勻地分布在四個城區，但是坐落在外城東南郊的寺廟僅有一百余座，而北京城外西北郊的佛教寺廟卻多達500多座。因此，北京有“西山五百寺”之說。
北京地區的寺廟不僅修建的歷史久遠，而且形式各異，充分體現了各民族的藝術風格。這些寺廟不僅是宗教物化的形式，而且具有傳播和承載社會歷史文化的功能。從現存的寺廟來看：雖然經歷了歷史上漫長的歲月和風風雨雨的洗禮，卻依然為子孫后代留存下來大量珍貴的文化遺產。
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不僅有典雅輝煌的建筑，還有神采奕奕的造像和精湛的宗教藝術品，而且還有長達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以上的奇姿異彩的古樹。北京寺廟文化間接地反映著北京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狀況。因此，北京的寺廟為人們考察北京宗教文化的淵源、發展與興衰，提供了客觀的脈絡與歷史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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