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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為多民族搭建了雄才偉略的政治舞臺，也為多民族架織了民族融合的橋梁，“黃衣宣法雨，碧嶂散天花”的景象就是圣潔的雪水融入永定河，是民族融合源頭活水的生動展示。當我們追尋五朝帝都北京文化歷史和底蘊的時候，最直觀的文化遺產會直接給與明確答案。
無論是元代的帝師、明代的法王還是清代的呼圖克圖，從雪域高原來到北京，請封也好，請賜也好，授權也罷，受官也罷，無不體現出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1644年到1911年，清朝入關坐鎮北京近300年，征服蒙古，施政西藏，統一西域，平定諸藩，呈現出各民族融合發展的局面，特別是蒙藏高僧往來于北京和邊疆之間，不僅對藏傳佛教文化進行了傳播，更為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做出了貢獻。
乾隆皇帝在《御制喇嘛說》中強調“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深知精神統治的巨大潛力和作用是簡單粗暴不可比擬的，清政府“以蒙古諸部敬信黃教已久，故以神道設教，借使誠心歸附，以障藩籬”。因勢利導，對內利用其教化作用，“易其政不易其俗”來實現統治目的。因此修廟成為藏傳佛教政策和實踐的著力點。
藏傳佛教從元代起，在北京的發展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歷元、明、清三代，計有藏傳佛教寺院大小近百座，目前有歷史遺跡、遺存的藏傳佛教寺院20多座，如白塔寺、護國寺、西黃寺、雍和宮、正覺寺、昭廟等。
今天在各大影視劇和各種歷史資料中，都可看到藏傳佛教與北京多元共生和互動關聯的文化傳承。北海公園的白塔已是今天北京的主要城市標志之一；妙應寺的靈通萬壽寶塔曾是元大都的標志，如今仍然是名揚中外的北京特色建筑；宗鏡大昭之廟的琉璃萬壽塔已成為香山公園的標志性建筑；雍和宮是藏傳佛教活動場所，更是著名的旅游勝地；西黃寺的清凈化城塔，是菩提伽耶式金剛寶座佛塔的典型代表，在佛教界一直享有盛譽。
藏傳佛教寺院留下了領袖人物、高僧大德乃至蒙藏地方政教首領傾心內向、頻繁往來的足跡，這些殊勝的寺院、寶塔、造像具有厚重的人文價值，為北京文脈注入了永不枯竭的文化自信。現在在京的藏傳佛教寺院反映了首善之區所具有的仁善寬廣的博大胸懷。多方面、多領域凝聚和濃縮了多民族文化資源，記錄并見證了民族文化在京交融的歷史腳步，增強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促進和鞏固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化格局。北京留下的藏傳佛教烙印成為了歷史的積淀，藏傳佛教與北京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也是一部民族宗教史，更是一部輝煌的愛國主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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