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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同行黃強先生到我陋室來，帶著他的新作《文人置業那些事》。我很為這位老兄的勤奮吃驚，又出新書？我在幾個月才拜讀過他的《走進佛門》。讀后發現，此書是陶淵明、王維、杜甫、白居易、王安石、李漁、袁枚、吳敬梓、曹雪芹、魏源這些古代文人的“買房記”，或說“蓋房記”，還是頗有意思的。
借用黃兄書中的一些內容，我也來湊個熱鬧，特別聊聊陶淵明、杜甫二人的“置業”故事。為什么要寫他們兩個？因為他們的“置業”行為，被大家誤讀了千年，我想給大家一個新的思考角度——
一、陶淵明是不肯同流合污，想超凡脫俗，才去“世外桃源”的？否，應該是買不起“城里的房子”，只好去山腳下住；
二、杜甫草堂真是破草房子？否，應該是郊外豪宅。
先說陶淵明。
陶淵明（365年—427年），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私謚靖節。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年輕時一度出仕，做過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彭澤令等小官。正史家認為。41歲時因不愿“為五斗米折腰”，掛印去職。自此他隱居于廬山腳下，躬耕田園，飲酒賦詩，終老一生。因此，陶淵明一直被后人視為超凡脫俗的代表。
從這段生平上看，陶淵明的人生和仕途是相當失敗的。陶淵明本來應該有一個很好的前程，他29歲時便出仕了，但沒有干幾天，便“不堪官吏職”回家了，他覺得當“公務員”勞心又勞神，還不如回家種地曬太陽。這說明說什么？說明陶這個人很沒有進取心，人生觀消極。
此后,陶淵明還幾次出仕的經歷和機會，但他終究沒有當上大官，最有實權的職位是最后的彭澤（今江西彭澤）令。在這個位置上，本應該是繼續進升的級好臺階，可陶淵明卻沒有抓住，反而離職了。在蕭統主編的《陶淵明傳》中有這樣的文字——
“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指解官）去職，賦《歸去來》。”
陶淵明是有才的，他前后在官場上混了13年，最后落下了辭職回家的結局，令人搖頭。為何仕途難有起色？表面上是清高，實質是混不下去，無法適應變化。做為一個有文化的人，應有起碼的文明和禮貌，本來就應穿戴整齊去見上司嘛，還用人家提醒？可見他平時太隨便了。別人好心提醒，他又覺得不好。從這事上可以看出，陶淵明性格上有較大的缺陷、心理上有較明顯的障礙。連個儀表儀容都不注意，這樣的人肯定當不好官，選擇離開是這種性格的人的最佳選擇——陶淵明還是有自知之明的。
大凡文人都死要面子活受罪，即便失敗了也要找個漂亮的理由，陶淵明正是這樣。他離開時還吹是不想犯賤，不想同流合污，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至今被許多混不去的男人掛在嘴上。
說上面這些，是為了下面的分析：陶淵明去“世外桃源”的真正原因。
從史料上看，陶淵明系出名門，曾祖父陶侃是東晉的開國重臣，官至大司馬，被封“長沙郡公”，屬于東晉的中央高層；而陶淵明的祖父則做過太守。依這種家族背景，陶淵明是可以劃歸東晉“太子黨”一類的。到陶淵明時，家道雖然中落，但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陶家仍然有房有田。但是，陶淵明不會當官，也不會理財，辭職回家后沒有了“五斗米”，一大家子都要吃喝，開支很大，生活上便逐漸困難起來。面對這種家境，死要面子的陶淵明，與在官場時一樣，選擇了逃避現實的辦法，帶著一家老小，離開了祖輩置下的“富人區”，到沒有熟人的看見的地方,過起了簡單的日子，即所謂“歸隱”——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歸隱”后有“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陶淵明的心態還算放松，多少找到了一種安慰，寫詩也有了感覺。倒霉的是，現實中的“世外桃源”并不美好，一點也沒有詩中寫的那么怡然自得和浪漫，在歸隱后的第三年，即公元408年，一把大火將其房子燒毀了。此時的陶淵明十分可憐，連個睡覺的地方沒有，一家人只能寄住在一條破船上，度過初秋。試想，在這種情況下，陶淵明還能有經濟實力到“城里”買“商品房”？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又將家搬遷至“世外桃源”中的另一地方——南村。
至此，陶淵明真的與世隔絕，精神上也生活在“世外桃源”中了，借酒抒情，寄托信念——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實際上，陶淵明最后選擇從官場辭職、不為“為五斗米折腰”，憶注定他只能去“沒人的地方”。試想，在現代的今天，“40后”想再當“公務員”都十分困難，何況在古代？所謂的“清風亮潔”實是后人的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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