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至中國演變為漢傳佛教，并產生出許多有特色的史傳著述。這些佛教史傳典籍，如《隆興佛教編年通論》《佛祖統紀》《佛祖歷代通載》等既受到《史記》《漢書》體例的影響，又參考了《資治通鑒》的編輯形式。佛教史傳典籍的編纂具有宗教性目的，就是要建立佛教的歷史系譜，并試圖利用中國既已成形的經典形式，來為自己的著作背書。

　　佛教歷史的書與不書

　　在佛教典籍中，通過《僧傳》的輯錄不僅能知曉高僧行誼，更能透過排列組合看到佛教的傳承，因此，僧傳可視為僧史，如《海東高僧傳》。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宗派史的集結，透過一宗的傳承世次，來呈現宗派正統，如《天臺九祖傳》《法界五祖略記》。

　　對于佛教的傳承而言，僧傳與宗派史二者的導向目的比史的建立更為重要，形成的史傳只是依據的形式。而《隆興佛教編年通論》《佛祖統紀》《佛祖歷代通載》等的編纂，卻是導向史的呈現，宗派與僧傳的傳承在其中被淡化了。以僧傳來說，其框架是以人為主；以宗派史來說，其框架是以傳承為主。而佛教史著作以中國歷史的框架套用在佛教的歷史上，這代表其同意佛教歷史的脈絡可以中國歷史的發展為主軸，且強化了“史”的意義。

　　《佛祖歷代通載》所載的多是中國佛教發展的歷史，印度佛教歷史相對來說既少且略。通過人對世界的了解，知道有事發生即可寫，無事便不書；或對發生的事知道的較詳細，便能記錄的多；知道的事少，能寫的就少。所以有些跨度大幅度小，有些跨度小幅度大。不等距的編年史本來是書與不書的書寫形態，但鑒于魯史與《春秋》所記的事件可以相同，但呈現的意義可以不同，便可以理解作者在取舍書與不書時，是有意而為的。透過作者的書與不書，可看到不書的理由不全然是無事可書，而是可以選擇不書；書的理由，不僅是有事可書，而是可以放大可書之事。

　　《佛祖歷代通載》基本上吸收了《隆興佛教編年通論》的內容，但比對后可以發現，前者增加了更多佛教歷史的記載，也有后者有記載而前者未記的部分。這足見所謂的佛教史，即便在最接近正史的教史纂寫中，作者仍可通過書與不書來表達其對佛教歷史的理解與建構。

　　佛教歷史的建構

　　釋念常在編纂《佛祖歷代通載》時，用中國朝代記年，推之遠古，自盤古起。此時釋迦牟尼佛尚未誕生，佛教也尚未創立，此段歷史與佛教本無相干。然而，佛教典籍中有論及世界形成過程，對釋念常來說，佛教發源比盤古更早，故形成此書特殊的結構。

　　《佛祖歷代通載》對佛教傳入中國之前的記載，例如，釋迦牟尼佛生卒等事，當時中印雙方并無交通，故實無所可書。今之所以能以分年比附的方式并陳，是從佛教傳入中國之后回溯附合而上。而佛教傳入中國始于漢明帝夢金人，遣使至大月氏國遇摩騰、竺法蘭等，持佛像并四十二章經歸洛。有的人認為佛教開始在中國活動之后，其成為中國空間中的存在，故亦成為中國歷史之一部分，所以此間記載與中國歷史共時并陳。

　　佛教史傳典籍有編年體形式，記佛教高僧時，多在單一時間點下記載?！斗鹱鏆v代通載》以法師卒年作為記載的置入點，如唐代趙州從諗禪師于唐昭宗乾寧四年（897）示寂，歲一百二十。則其生于唐代宗大歷十三年（778），歷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有百年，于諸帝時皆未書，而是在和尚圓寂時才以倒敘的方式，將其生平一并寫書。這符合中國書卒所以蓋棺定論的觀念。此載似紀傳體，如僧傳。但它又不是以人為主軸，仍是以時間次序為框架，這便是佛教在撰寫編年體時的一種權衡之法。

　　綜合以上對建立佛教歷史的探討，可以得出以下幾點：首先，在書與不書之中，有些是事件上的抉擇，有些則是添附上去的，如“旃檀瑞像”、“世尊示滅”、“大教東被”，三者除了作為時間坐標，也代表漢地對于釋迦牟尼佛入滅后，選擇以禮敬佛像、教法東傳，作為記憶釋迦牟尼佛的永恒刻記。其次，歷史的描繪往往是在建構作者心目中的世界，作者擁有書寫的權力，可以對筆下之人、事、物加以創造。佛教史傳典籍塑造了佛教歷史的面貌，可以重建傳承之正統，可以品評人物得失，可以布局時間的先后重組。最后，在書寫之外，不書的部分，往往是歷史中刻意被忽略的部分，不書的理由來自史料的亡佚、隱諱書寫、帝王禁忌等。因為有不書的部分，所以佛教歷史的文本，不僅能讓讀者知曉佛教歷史，更重要的是讓讀者看到未被書寫的歷史空白之處，以待后人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