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文為業(yè)、以硯為田的讀書生涯中，書房既是中國古代文人追求仕途的起點，更是他們尋找自我的歸途。當(dāng)厭倦了政治的黑暗與社會的爭斗，躲進(jìn)小樓，“偏安”一隅，吟詩作畫，閉門讀書；或是二三好友相聚，奇文共賞，疑義與析……因此書房成為古代文人不可或缺的消遣和休憩的處所。

　　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廣博見聞，經(jīng)世致用。日久成癖，讀書就變成了習(xí)慣性的交流，甚至三日不讀書，便自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有書就有了書房，雖然書隨處皆可讀，但讀書人誰不希望有自己的藏書，誰不希望有屬于自己的一方天地，用以讀書、習(xí)文、會友呢？書房不必太大，有幾架書，一桌、一椅、一盞燈，就有了規(guī)模，就有了于日常中沉思靜悟、安頓心靈的所在。

　　清代著名學(xué)者李漁在《閑情偶寄》一書中專門談到書房的裝飾，有很多精妙的設(shè)計，但崇尚的是“宜簡不宜繁”，力求“高雅絕俗之趣”。自古及今，書房并無一定之規(guī)。富者可專門筑樓，貧者或室僅一席；有的雕梁畫棟，有的則環(huán)堵蕭然。書房或筑于水濱，或造于山間；或藏諸市井，或隱于郊野。不可居無竹，多數(shù)書房皆在室外植以南山之竹。

　　“蕓窗”、“蕓館”、“螢窗”、“雪窗”是書房的別名。“蕓窗”和“蕓館”緣于古人藏書用以驅(qū)蟲的香料——蕓。“螢窗”、“雪窗”典出車胤囊螢、孫康映雪的求學(xué)勵志故事。別名雖然別致，也只是在詩文中偶用，因為書房（書齋）的“書”是最雅致大方的。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diào)素琴，閱金經(jīng)，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唐代劉禹錫的《陋室銘》，是主人志趣的寫照，是古來描寫書房的名作。明代歸有光，在青少年時代曾廝守于一間極為窄小的書齋，名曰項脊軒。“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作者卻“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

　　古代文人常為自己的書齋起齋號。書齋之名從發(fā)端到流行，有一個發(fā)展的過程。司馬遷雖有宏文巨著《史記》傳世，但未聞其齋號。《陋室銘》是一篇齋記，但“陋室”不能視為書齋名。正式命名書齋，似起源于北宋。史傳司馬光有齋名“讀書堂”，雖質(zhì)樸但過于平白。以后有洪邁的“容齋”、陸游的“老學(xué)庵”。元代，為書齋命名的做法已經(jīng)影響到西域一帶的少數(shù)民族人士。這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中有大量記載。至明清齋名盛行，文人學(xué)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書齋雅名。袁宗道的“白蘇齋”、唐伯虎的“夢墨堂”、張溥的“七錄齋”、袁枚的“小倉山房”、蒲松齡的“聊齋”、梁啟超的“飲冰室”，皆是意蘊(yùn)深遠(yuǎn)。“飲冰室”，語出《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nèi)熱與”，形容內(nèi)心憂慮焦灼，室主以此表達(dá)自己對國家前途的憂慮。齋號寄托著主人的志與情，書房是文人的靈魂之城。

　　古人好古，讀先賢書，重歷史經(jīng)驗，發(fā)思古幽情，追求會古通今的樂趣。書籍和器物，越古越有意思。書畫真跡、碑帖原拓、古籍善本自然是書房的珍品，那些文房用具也最好有些古意。明清文人珍藏宋元版書，用舊窯或古銅的器物，成了一種雅趣。這在那時的論著或文學(xué)作品中多有反映。

　　齋中撫琴，也是文人的一種雅好，悠遠(yuǎn)的琴聲“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常建）；淡泊的琴聲“仿佛弦指外，遂見初古人”（王昌齡）；琴聲最宜伴月“松風(fēng)吹解帶，山月照彈琴”（王維）；琴聲也可對酒“一杯彈一曲，不覺夕陽沉”（孟浩然）。琴聲擴(kuò)大了書齋之趣，琴聲提煉了書齋之韻。

　　接近自然、遠(yuǎn)離塵囂是書房的另一種韻致。明代李曄所說的《紫桃軒雜綴》的理想書齋環(huán)境是：“在溪山紆曲處擇書屋，結(jié)構(gòu)只三間，上加層樓，以觀云物。四旁修竹百竿，以招清風(fēng)；南面長松一株，可掛明月。老梅寒蹇，低枝入窗，芳草縟苔，周于砌下。東屋置道、釋二家之書，西房置儒家典籍。中橫幾榻之外，雜置法書名繪。朝夕白飯、魚羹、名酒、精茗。一健丁守關(guān)，拒絕俗客往來。”筑室于山間水涯并不現(xiàn)實，但可以造出山房的趣味。

　　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箋》中這樣描述書齋環(huán)境：“窗外四壁，薜蘿滿墻，中列松檜盆景，或建蘭一二，繞砌種以翠蕓草令遍，茂則青蔥郁然。旁置洗硯池一，更設(shè)盆池，近窗處，蓄金鯽五七頭，以觀天機(jī)活潑。”

　　古人書房中少不了香爐，香篆繚繞，像回蕩的琴聲，將人引入高山流水的冥想，將人帶入曠遠(yuǎn)澄澈的境界。據(jù)載有好事者在山中囊云而歸，在書齋中放出。不知效果如何，其行為真是憨得可愛。煙云是書房的清韻，本不可強(qiáng)求的。古書名畫、四時花草、茶酒談笑，都會散出煙云。

　　文房用器于隋唐時就逐漸興盛起來。隋代是我國科舉制度的起源時期，科舉促進(jìn)了隋唐文人階層的出現(xiàn)，文房用器也就大量出現(xiàn)。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筆、墨、紙、硯的范疇。《唐書·陸龜蒙傳》記有筆床，唐杜甫《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詩：“筆架沾窗雨，書簽映隙曛。”

　　文房器物經(jīng)過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進(jìn)入了繁榮期。連明皇室也同樣青睞起書齋的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魯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鎮(zhèn)紙、水晶獸形水盂、玉荷葉筆洗、碧玉筆格等。文房清玩，形微體輕，與重器大件相比，實屬小器物。然而正是這些小玩意，卻構(gòu)成了一個絢麗多彩、品位高雅的藝術(shù)世界，也是前人為我們留下的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