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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伊始，園林大量地進入中國文人的生活領域。魏晉名士，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在園林中展開了游山玩水、把酒詠文。還有藝術雅集、談玄論道等諸多活動，構筑了一個以園林為載體的身心息止之鄉和生活美學世界。
仇英《蘭亭圖》扇面
園林山水生命情意
魏晉名士率先以園林的藝術形式組合了山水，也以園林的生活方式彰顯了自身的生命情意。《世說新語·言語》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其中，“濠”“濮”二字取自莊子“濠梁觀魚”與“濮水垂釣”典故，意喻一種與魚鳥同幽游，與自然同一體的回歸生命本性的暢快之境。在魏晉名士眼中，當下會心的園林山水、林木、鳥獸禽魚不但給人親和、親近之美感，而且直接讓人領會生命的適性逍遙。正因如此，魏晉名士都喜歡置身園林美景當中，既游目騁懷于山水美景，又感受著生命的悠閑自在。
嵇康宅中有一棵茂盛的柳樹，嵇康則在柳樹四周鑿池激水。每到夏天，他就在柳樹下時而遨游嬉戲，時而鍛鐵自娛。潘岳在洛陽閑居之時，在自家園林中筑室穿池，養蒔花木，并扶老攜幼共游園林，感受喜氣融融的天倫之樂。孫綽在會稽東山因山倚林，修筑園林，并在居齋前細心地種了一株松樹，獨賞其一無用處的“楚楚可憐”。謝安、王羲之、許詢、支遁、李充等人在會稽都建有園林，這些志趣相投的朋友經常在一起放情丘壑，有終焉之志。陶淵明歸隱的園田居，則有另一番自然野趣之美。十余畝的園宅背山臨水而建，八九間草廬有東軒有西廬；堂前羅列著扶疏的桃李，后檐種植著成蔭的榆柳；東西則是花藥分列，林竹翳如。詩人在躬耕之余，時而看白云出岫、倦鳥飛還，時而手撫孤松、看夕陽將下，時而采菊東籬、見悠悠南山。魏晉名士步入園林，讓自身化進了天地宇宙，從而成為一幅天人合一的寫意畫卷。
酒香園林詩意源地
感受園林景致之美，魏晉名士的園林生活還離不開酒和詩文。王恭言：“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此話表明了能飲酒能作文當是名士的基本條件。王蘊云：“酒，正使人人自遠。”酒在魏晉名士那里不簡單地只是一種嗜欲之物，還具有澆愁避禍、超然煩頓、使形神相親的文化意義。魏晉名士們大多喜歡在園林中邊飲酒邊游園邊賦詩，或觥籌交錯熱鬧非凡，或隨興小酌暢敘幽情。
酒香的園林生活，實是詩意的根源之地。曹魏建安名士在鄴城西園、玄武苑中“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由此造就了中國五言詩的興盛。竹林七賢個個善飲酒，其中劉伶、阮籍、阮咸更是以嗜酒聞名。在風姿搖曳、清音徐徐的竹林中，飲酒作文當是七賢聚會的主要活動內容。西晉名士在石崇的金谷園中晝夜游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在玄醴染朱顏的熱烈氣氛中，既成就了《金谷集》（已佚），又成就了賦詩不成罰酒三斗的飲酒風尚。王羲之、謝安等42位名士，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三月三日聚集于崇山峻嶺、清流激湍的郊野園蘭亭。這些東晉名士列坐在曲水兩旁，讓裝有酒的杯子在彎曲的水面上飄流。水流曲折，酒杯時流時停。當時的規矩是酒杯停在誰的面前，誰就得賦詩，否則就要罰酒。這次文人雅集，不但留下了代表東晉文學成就的《蘭亭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后世園林對石渠曲水景觀的設計。到陶淵明那里，園林飲酒開始大量地成為一種詩歌題材進入中國詩史。陶淵明在同一年秋天飲酒后就陸續寫了20首《飲酒詩》。這些詩作借飲酒為題，多抒發自己的園林生活以及人生感悟。美景怡人、美酒醉人，詩意的文字就自然流淌出來。詩、酒與園林美景的交相輝映，編織出了魏晉名士人生的詩意面向。
畫境文心思想園地
不唯作詩，魏晉名士還在園林中展開了其他各種文藝活動。音樂與園林都能頤養情志，滌蕩靈魂。這種共同的文化功能二者結合構筑了魏晉名士巖澤與音樂共遠的精神世界。魏晉很多造園家同時也是音樂家，像竹林七賢中嵇康、阮籍和阮咸在音樂上都頗有造詣。特別是嵇康，他不僅有《聲無哀樂論》流傳于世，還通曉各種樂器，尤善操琴。嵇康的廣陵絕唱就曾被傳為歷代音樂佳話。謝尚則是“企腳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即使如陶淵明這種不懂音律之人，在園林飲酒酣意之際，也會拿起無弦素琴撫弄一番。至于謝安游東山而吟嘯不言、王徽之暫寄空宅也嘯詠良久、陶淵明嘯傲東軒下，更是以最為自然的肉聲清歌應和著大自然的美妙節律。
圍棋對于六朝士人，不但是一種娛樂休閑活動，還是士人雅量與文化修養的表現。淝水大戰迫在眉睫，謝安尚能在園林別墅泰然自若地與謝玄對弈，足顯其泰然從容。在魏晉園林和書法關系里，最典型的事件要屬王羲之游蘭亭所寫的《蘭亭集序》。傳為王羲之在蘭亭禊會中揮毫書寫的《蘭亭集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被歷代書家奉為書法經典。《蘭亭集序》的書法應是與當日王羲之游賞蘭亭的心境緊密相連的。飄若浮云、矯若驚龍的書法筆勢正好表達了王羲之在觀賞蘭亭美景時超然灑脫、放浪形骸的心緒。通過園林、音樂、棋藝、書法這些具有共同精神氣質的文人藝術活動，魏晉名士構筑了自身典雅精致的生活世界。
園林是畫境文心，也是思想園地。在以玄學為主流的文化氛圍中，清幽雅致的園林還是魏晉名士清談論辯的玄學道場。正始之后，魏晉名士的清談逐漸由義理的探討轉向一種個人神情氣韻的風度表演。因此，魏晉名士的清談還具有審美性與游戲性。園林作為一個山水兼備、避風遮日而又住食無憂的場所，理所當然得到了清談名士的青睞。竹林七賢不但在竹林陰翳的郊野園張揚了自身的生活情調，還可能圍繞著莊學義理、養生、名教與自然、聲無哀樂、宅無吉兇等諸多辯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王導把隱士郭文迎接住到自己的西園后，溫嶠等人就經常在此與郭文進行“鉤深味遠”的對談。司馬昱任會稽王時，曾把東晉清談名士殷浩、孫盛、王濛、謝尚、劉惔等人召集在自己的園宅里進行清談活動。清談最后的結局是在座的所有人“拊掌而笑，稱美良久”。魏晉名士的清談更多屬于一種日常生活中感悟宇宙與人生存在方式、存在意義的高雅學術活動，不可都以“空談誤國”來抹殺其文化意義。
“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在一種文化的鄉愁中，我們不妨起步追尋前賢的文化印跡，邁入園林深處。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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