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思路決定出路，而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的思維取決于本身的文化屬性，文化屬性決定了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命運。從辭源上看，早在《周易》里，中國古人就有“觀其天文，以察時變；觀其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說法，文化屬性是一個人乃至一個國家最底層的價值觀、思想意識組成的習慣和習慣代碼。

　　觀當今世界存在的兩大主流文明，無疑是被稱之為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文明和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近代中國，自庚子賠款，美國政府用庚子賠款建立"留美預備學校",建立了清華大學、山西大學等高等學府，西方的文化思想與生活、生產方式迅速傳入中國，而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英語是清華學校教學中主要的語言文字。除了國文、中國地理、中國歷史、修辭等少數課程用漢語教授外，其余都用英語講授。庚款留美生許先甲在《遣派賠款留美學生辦法管見》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學生國文宜稍深。往者考試學生，泛言學習實業，……同學中嘗見有習外邦文史掌故，而于國文國故反茫然不知。”可見清華學生所上西學課中無時無刻不滲透著美國的影響。

　　自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對國人的生活和中國工業的發展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90年代，伴隨著我國文化日益向產業化市場化方向發展，大量西方的影視、雜志、圖書，電視進入中國，數量之多，內容之雜，對國人的思想生活方式，乃至價值觀的滲透，大大的弱化了國人民族文化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以至于出現了西學熱,全盤西化思潮盛行，而導致了我們對我們本有的文化屬性的斷層和誤解。

　　一、中華文明源于農耕文明

　　民族文化意識的形成離不開地理氣候環境，黃河中下游地區在幾千年前處于溫暖濕潤的氣候環境。適當的降水和溫暖的氣候，使中國的農業起源時間早，傳承時間長。古證明，距今五六千年前，在我國的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等諸多區域就有了相當發達的農耕文明。從河姆渡文化發現有稻作采集栽培的遺物看，迄今已有7000年以上的歷史。

　　俗話說，民以食天，早在幾千年前的《黃帝內經素問藏氣法時論》篇中有此一說：“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醫學著作，它給我們提供了世界上最早而又最全面的飲食指南，幾千年過去，至今為止，國人的主食依舊是五谷為主。五谷就離不開耕種和農業。

　　秦時期民間流傳的《擊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在我國古代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里到處充滿了農耕文明的畫面：《詩經·良耜》篇：“獲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刷刷地收割，多多地堆積。堆得像墻一般高，梳篦一般密。上百的谷倉都裝滿了。《詩經·豳風·七月》反映了其一年四季的勞動生活，描繪出一幅風俗畫，凡春耕、秋收、冬藏、采桑、染績、縫衣、狩獵、建房、釀酒、勞役、宴饗，無所不包。

　　牛郎織女的神話傳說，呈現的是中國農耕文明的理想，標示著一幅農耕文明的經典圖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田、女織布，夫妻恩愛、男孝女順、兒女繞膝，心靈手巧、農耕桑麻、天人合一。

　　農業也是中國歷朝歷代根本，宋太祖說：“朕以農為政本，食乃民天，必務穡以勸分，庶家給而人足”（《宋會要輯稿·食貨》）。即便是游牧民族人主中原，也都會很快將治國安邦的重心調整到農桑方面，如元世祖忽必烈的治國大綱即:“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

　　農耕文明決定了中華文化的特征，也形成了幾千年來中國民族漁樵耕讀的生產生活方式。“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桑蠶農耕，是中國人田園牧歌生活里最美的日常。“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以至于直到幾千年過去的今天，大部分中國人心里都埋藏著一個如同桃花源記的桃園夢。

　　二、農耕文明影響下的東方思維

　　1、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人，作為大自然的一員，生產生活活動時時都跟自然界發生著交流，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毫無疑問是每個人乃至每個民族都需要的面對的問題，而作為農耕文明主導下的農業生產，更是跟天地自然氣候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由此形成了東方文明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世界觀和自然觀。和諧共生，中庸之道，農耕文明的影響下獨特的東方思維。

　　古圣先賢認為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唇亡齒寒，人與自然乃至自然界其它萬物同根同源，必然要和諧共生，要和平共處才能讓人更好的生存生活。《淮南子·主術訓》:“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糜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置罩不得布于野。獺未登魚，網置不得入于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彀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

　　古圣先賢告誡我們我們的吃穿用度都源于自然，所以對天地自然的尊敬與效法，形成了中華民族獨有的中庸文化，取用有度，適可而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和諧共生，中庸之道讓中華文明歷來以禮儀之邦文明于世。農耕生活的平實性與和諧性，使中華民族素以仁愛著稱于世。

　　2、天下為公的集體意識和整體觀

　　農耕文明主導下生產生活方式主要是農業生產為主導，而農業生產離不開天時和水利的灌溉，所有的這些勞作都離不開集體合作，特別是在古代生產工具和水利灌溉設施不發達和完善的情況下，基本上是靠手工勞作，在遇到天災干旱，洪水的情況下，更需要集體的合作，由此而形成了家庭為最小單元的集體，進而形成家族，村落，從而形成了中華民族獨有的家庭觀，家族觀，和集體主義的整體觀。

　　《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位卑未敢忘憂國”、“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報國情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獻身精神等無不告訴我們在東方思維里面，集體利益永遠大于個人利益，包括近代中國出現的，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每到農歷春節，在漫漫中華大地上就會出現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徙活動，數億人不遠萬里跨越千山萬水只為回家團圓，無不是東方主體集體意識的延續和體現。

　　3、文武雙全，耕讀并重

　　農耕文明文明中，中華文明講究和諧共生，提倡仁愛之道，但農耕是主體，同時又兼有游牧和漁打獵，自然方式的生產方式，無論是耕種收割，打柴圍獵，都需要強健的體魄，于是身體作為生存之本顯得異常重要，同時由于農耕文明與游牧民族時不時存在戰爭和爭斗，《左傳》中的一句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即軍事活動，因此古圣先賢對于身體的教育，鍛煉和改造異常重視，西周官學六藝中，射與御就是對身體的鍛煉和教育。在冷兵器時代，身體技藝是馳騁沙場的重要資本，故春秋時期，讀書，不能武槍弄棒，是不能算作士，

　　但因為農耕文明中的仁為主導意識，因此武在中華民族眼中并不意味對抗和暴力，更多的是個人修身養性的手段，即使在最追求對抗的武術這個項目中，我們也從不強調“打倒打死”，我們強調“以武會友”，“點到為止”，我們注重“武藝”的同時更注重“武德”。

　　4、海納百川，革故鼎新

　　天地自然時刻處于變化之中，道法自然的農耕文明使得古圣先賢對自然變化之道有著更深的體悟，道德經言，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易傳·系辭》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無不體現了東方思維中的革新變化精神。

　　《論語》曰:‘吾日三省吾身”，亦正是古人告訴我們的不固步自封，固執己見，善于接納還改變自我。因此在東方思維里面，沒有固定唯一的標準，多元并存，海納百川，因地制宜而實事求是而并非我們一直被教育的傳統文化就是封建迷信，閉關鎖國，恰恰相反，真正合道的東方思維一定是與時俱進的，才能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