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同志主持的“加強農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專題協商會,聽著各位委員的精彩發言,思考著當今城鄉之間存在的巨大發展差距,修改著自己提交會議的《鄉村振興中要高度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的文稿,腦子里不時浮現出最近的社會一大熱點——良渚古城成功申遺。
許多朋友問:你們說良渚古城是一種區域性國家文明的代表,那么良渚文化時期既沒有金屬冶煉的物質生產力,也沒有文字記錄系統的精神文化成就,為什么就能成為一種國家文明?這與西方學術界認定的國家文明產生的基本條件嚴重不符啊!
是的,世界文明的模式本來就是多樣性的,這是個理論問題,可以去繼續討論,然而,良渚國家文明之所以能夠產生,它有一個基本的核心條件,那就是她有堪稱發達的水稻農業。考古學家在良渚古城內的宮殿區附近發現6處大規模稻谷貯存遺跡,其中宮殿區東坡一處保存下來的炭化稻米大約有2.6萬斤,而在一處現叫池中寺的臺地上竟然發現了36萬多斤炭化稻米。此外,水稻田、大型水利設施、石犁等各種農業工具都能證明良渚文明擁有當時中國最為先進的水稻農業經濟。
也可以說,申遺的主體是良渚古城,但當時支撐這座都城及其國家治理體系的卻是存在于周邊的農業、農民、農村這個“三農”體系。為此,中國從良渚文明之后一直到清王朝的5000多年文明,被國內外學術界明確界定為“農業文明”。
可以說,離開發達的農業,古代國家文明真是不堪一擊,我們看到,即使到了大唐時代,唐德宗貞元三年(786年)五月,都城長安糧倉枯竭,皇帝憂心如焚,恰好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陜,德宗喜不自禁,對太子說:“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本┏堑氖勘@知后也激動得皆呼“萬歲”。中國秦以后歷代都城也無法離開支持漕運的運河系統,否則作為國家文明中心的都城難以長期生存。
如果從歷史的長河中觀察,中國的“三農”對中華文明的貢獻之大真是無法估量??傮w而言,表現于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三農”孕育了城市。中國完整意義上的“三農”大約出現于一萬多年前,到6000年前左右,開始出現初期的城市,這表明城市是“三農”之子。“三農”唯一沒想到的是,她孕育和滋養的孩子后來居然成為她的剝削者,成為她的對立面,所以在中國古代,城鄉之間的沖突最劇烈的方式是一次又一次出現的“農民起義”。
第二,“三農”創造和支撐了古代國家文明。具體已如前述。
第三,“三農”支撐了中國近代的早期工業化。鴉片戰爭之后出現的許多近代工業,如棉紡、糧食加工等,農村都是其主要原料產地和重要市場,最初的產業工人大多也來自鄉村。
第四,“三農”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實現“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重要保障。陳毅同志曾深情說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睌祿@示,支持淮海戰役的民眾達到230多萬人,運送的物資以糧食為大宗,當時投誠的國民黨士兵有6萬多人,其中“到解放軍這里能有口飯吃”成為投誠的重要原因。
第五,“三農”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體系順利迅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我們看到,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奮斗在城市建設的各種工地上和工廠里;大量低成本的農田被變成城市工業、商業和住宅的建設用地。
回看歷史,中華文明從孕育、到誕生、到持續,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三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然而,迄今農民的收入、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的現代化水平與城市人口相比還有巨大差別。中國共產黨人從土地改革,到免除農業稅,到建設美麗鄉村、城鄉一體化、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等,無時不把解決“三農”問題列為治國理政的重中之重。是的,這是還歷史以正義,體現中國共產黨人的立黨宗旨和初心,展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終極之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會看到良渚文明存在的條件一是“三農”的經濟基礎,二是綜合運籌人力、土地、產業以及精神文化等各種資源的“國家”政治力量的存在。
以愚之見,中華文明產生和運行的條件就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再在生產力的不斷提升中解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內在矛盾,周而復始,螺旋上升,確保中華文明得以持續發展。也同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當代“三農”的落后首先是文化的落后,誠如馬克思所說,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毛澤東同志也認為“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
歷史上的統治階級無不是依靠掌握著先進精神文化實現對勞苦大眾的統治。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精神生產力越來越重要,為此,提升鄉村的文化建設水平,成為以城饋鄉、以工帶農進而實現城鄉一體化和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最重要舉措。良渚古城申遺作為一種文化行動,也不失為其中生動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