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制度是一種人口管理制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商代人將這種管理方式稱之為“登人”。

　　商代屬于奴隸制社會，在當時的貴族奴隸主眼中，人口和牛羊之類的財產并無多大區別，牛羊需要登記，那么人口登記自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身為奴隸主私有財產的奴隸，當然是不可能有遷徙的自由，如果私自逃離戶籍所在地，則會遭到嚴酷的懲罰，有時候甚至會被處死。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許多小國對領地居民的控制也力有不逮，于是諸子百家的士人們得以周游列國，宣傳各自的學說，以博取各國君主的重視。

　　自由的人口流動為自由的思想創造了土壤，因此，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里，華夏迎來了思想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期。

　　戰國末年，秦王嬴政時代，因為韓國水工鄭國的間諜事件被發覺，秦國的宗室們對秦國境內的客卿非常不信任，于是鼓動秦王驅逐客卿，楚國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寫了一篇《諫逐客書》，論述秦穆公以來“以客致強”的事實。

　　在文末，李斯寫道：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借寇兵而赍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愿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認為，人口流動帶來人才流動，各國英才入秦是秦國能強盛的根本。如果因為地域籍貫的不同，而驅逐人才，那么秦國就危險了。

　　秦王嬴政認為李斯說的很對，他是一個有雄心壯志的人，豈能讓人才流入他國呢？于是嬴政馬上做了一件事：立刻廢除了驅逐客卿的命令；而孝公時，已讓商鞅趕緊對秦國境內的人口進行登記。

　　商鞅變法，將秦國人口按五戶為一伍、十戶為一什的辦法編制起來，每伍戶之中，選一人為伍長，每什戶之中選一人為什長，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為了保障編戶制度的約束力，秦法實行連坐，一人犯罪，其余人都要受株連，戰時若有一人逃亡，其余人都要被誅殺。

　　秦國廣納賢才，同時又在內部推行嚴酷的國家軍事主義制度，致使秦軍戰力爆表，終于以偏隅之地，異軍突起，橫掃六合，混一宇內。

　　秦統一之后，推行郡縣制，然而郡縣制只是國家機器的框架，真正到政策的具體執行層面時，郡縣一級是遠遠不夠細化的，于是在編戶制度的基礎上又延伸出了鄉亭制，即每鄉設“三老”（鄉村元老院），十里為一亭，每亭設亭長。亭長對方圓十里之內的居民進行戶口管理，并維護基層社會治安，同時負責朝廷賦稅、徭役的征收和攤派。漢高祖劉邦就是亭長出身，只是他不是一個稱職的亭長，他的日常除了賭錢，就是在村口酒館里喝酒吹牛聊閑天。

　　漢隨秦制，秦漢以降乃至魏晉，除非是遇到長期亂世，實在沒有辦法進行戶籍編制，否則人口登記都是國家的基礎工作之一。盡管進入了封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系不像奴隸社會那么明顯，但在統治者眼里，人民依然是國家財產，財產必須登記，嚴防資產流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寫在教科書里的圣人語錄，它就是整個中國古代史里的天條。

　　自西晉八王之亂以后，戶籍制度曾有那么一段時期瀕臨瓦解，這主要是長達四百年的亂世戰爭所致。人口的不斷遷徙與流亡，政權的不斷更迭，都讓戶籍制度一度幾乎斷絕，但當政權稍稍穩定的時期，統治者都會抓緊時間修補戶籍登記本。比如，在中國北方出現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重建戶籍制度就是其中一條重要內容；而在中國南方，南齊蕭氏在其短暫的二十多年時光里，一直把戶籍修訂工作當作國策來抓，并讓太子主抓這項重點工作。

　　在更晚一點的隋唐時代里，國家實行三長制。即每五里為一保，設保長（俗稱“地保”）；五保為一閭，設閭正；四閭為一族，設族長。地保必須熟知自己轄區的各種家長里短，一旦地方上有事，地保就是一部活百科全書。

　　北宋王安石變法時設保甲制，每十家為一保，選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每十大保為一都保，選一威望高的人為都保正，保正又分正副職。《水滸傳》里，晁蓋被稱為“晁保正”，說明他也是當地有名的鄉紳，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就是大宋朝的執政基石。

　　明清時期，戶籍管理更是成熟。戶籍管理又分為“黃冊”和“魚鱗冊”，黃冊以登記人口為主，魚鱗冊以登記土地為主，兩冊一對照，一戶人家究竟該交多少錢糧稅賦，該服多少徭役人工，都是一目了然的。晚清時期，黃冊和魚鱗冊幾乎都是由各地方衙門里的行房書吏們世代把持，傳子不傳婿，是當地吏員們的傳家之寶。因為必須有這東西在手，才能收得了各種租稅，所以任憑換了哪一任官老爺來，都炒不掉這些書吏。

　　那么，為什么歷朝歷代都要把戶籍政策作為國策來抓呢？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古代的中國一直是農耕文明社會，農業是國家的第一大產業，農業稅是財政第一大稅種，而稅收直接關系著政權的生死存亡。農業稅的根基有兩條：一個是農業人口的多寡，一個是征稅土地的產能，因此人口管理與土地管理一樣，都是農耕文明社會里的基本國策。如果土地和農民都越來越多，那么國家財政的興盛指日可待，而如果越來越多的農民變成經常遷徙的流民，則意味著國勢衰微，亡國之日可期。

　　至于重農抑商，更是題中應有之意，因為商業稅在中國古代稅收體系里占比微乎其微，有它不多，沒它不少，而農業稅則不同，它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所在。

　　為了讓帝王們的子孫們能夠千秋萬代仙福永享，帝國必須用國家機器的強制力量，來保證農民們世世代代地在那塊土地上做工蟻，因此，幾千年來無論時代風云如何變幻，無論政權如何更迭，帝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一如既往地堅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