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園冶》，中國古代造園專著，也是中國第一本園林藝術(shù)理論的專著。明末造園家計成著，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成稿，崇禎七年刊行。全書共3卷，附圖235幅。主要內(nèi)容為園說和興造論兩部分。其中園說又分為相地、立基、屋宇、裝折、門窗、墻垣、鋪地、掇山、選石、借景10篇。

　　該書首先闡述了作者造園的觀點，次而詳細地記述了作者造園的觀點，次而詳細地記述了如何相地、立基、鋪地、掇山、選石，并繪制了兩百余幅造墻、鋪地、造門窗等的圖案。書中既有實踐的總結(jié)，也有他對園林藝術(shù)獨創(chuàng)的見解和精辟的論述，并有園林建筑的插圖二百三十五張。

　　《園冶》是計成將園林創(chuàng)作實踐總結(jié)提高到理論的專著，全書論述了宅園、別墅營建的原理和具體手法，反映了中國古代造園的成就，總結(jié)了造園經(jīng)驗，是一部研究古代園林的重要著作，為后世的園林建造提供了理論框架以及可供模仿的范本。

　　同時，《園冶》采用以“駢四驪六”為其特征的駢體文，在文學(xué)上也有其一定的地位。《園冶》作者計成，字無否，江蘇蘇州吳江縣人，生于明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他不僅能以畫意造園，而且也能詩善畫，他主持建造了三處當時著名的園林—常州吳玄的東帝園、儀征汪士衡的嘉園和揚州鄭元勛的影園。

　　《園冶》共三卷，第一卷卷首冠以《興造論》和《園說》，是全書的綱領(lǐng)和立論所在，即造園的思想和原則。《興造論》突出強調(diào)“因、借、體、宜”原則的重要性，《園說》闡明園林用地、景物設(shè)計與審美情趣。后有相地、立基、屋宇、裝折、門窗、墻垣、鋪地、掇山、選石、借景十篇。在十篇的論述中，相地、立基、鋪地、掇山、選石、借景篇是專門論述造園藝術(shù)的理論，也是全書的精華所在。特別是相地、掇山、借景更是該書精華的精華，而屋宇、裝折、窗、墻垣則著重建筑藝術(shù)的具體論述。

　　《園冶》一書的精髓，可歸納為“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巧于因借，精在體宜”兩句話。這兩句話的精神貫穿于全書。

　　“雖由人作，宛自天開”，說明造園所要達到的意境和藝術(shù)效果。計成處于封建社會的后期，所以在《園冶》中，屬于封建士大夫階層閑情逸趣的內(nèi)容很多。如何將“幽”、“雅”、“閑”的意境營造出一種“天然之趣”，是園林設(shè)計者的技巧和修養(yǎng)的體現(xiàn)。以建筑、山水、花木為要素，取詩的意境作為治園依據(jù)，取山水畫作為造園的藍圖，經(jīng)過藝術(shù)剪裁，以達到雖經(jīng)人工創(chuàng)造，又不露斧鑿的痕跡。

　　例如在園林中疊山，就“最忌居中，更宜散漫”。亭子是園林中不可少的建筑，但“安亭有式，基立無憑”。建造在什么地方，如何建造，要依周圍的環(huán)境來決定，使之與周圍的景色相協(xié)調(diào)，使環(huán)境顯得更豐富自然。例如在廳堂前置山，“聳起高高三峰，排列于前”，那就是敗筆。長廊是游覽的路線，“宜曲宜長則勝”。要“隨形而彎，依勢而曲或蟠山腰，或窮水際，通花渡壑，蜿蜒無盡”。樓閣必須建在廳堂之后，可“立半山半水之間”，“下望上是樓，山半擬為平屋，更上一層，可窮千里目也”。

　　造園不是單純地摹仿自然，再現(xiàn)原物，而是要求創(chuàng)作者真實地反映自然，又高于自然。盡可能做到使遠近、高低、大小互相制約，達到有機的統(tǒng)一，要體現(xiàn)出大地的多姿。它有的似山林，有的似水鄉(xiāng)，有的庭院深深，有的野味橫溢，各具特色。如蘇州拙政園，經(jīng)過造園家的巧妙布置，這一帶原來的一片洼地便形成了池水迂回環(huán)抱，似斷似續(xù)，崖壑花木屋宇相互掩映、清澈幽曲的園林景色，真可謂“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