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鞏義石窟寺，靜靜地坐落在大力山下一個小村里。這村位于鞏義市東北9公里處，山光水色，秀麗多姿，古有“溪霧巖云之幽棲勝地”的贊譽。

　　石窟寺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公元493—499年)，原名希玄寺。唐代，這里稱凈土寺，清代改名石窟寺至今。寺中唐刻北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中記載：“待孝文帝發跡金山，途遙玉塞，彎柘弧而望月，控驥馬以追風，電轉伊涯，云飛鞏洛，爰止斯地，創建伽藍。”北魏宣武帝時，令工匠造窟刻佛，以后東魏、西魏、北齊、隋、唐、宋各代相繼鑿窟造像，形成巍然壯觀的石窟群。石窟坐北向南，現存洞窟5個，千佛龕1個，摩崖造像3尊，摩崖造像龕328個，碑刻題記186篇，佛像7743尊。

　　我注意到，石窟寺始于北魏，這一點沒什么爭議。不過，具體是何年所建，卻說法不一。比較主流的說法是孝文帝時期建寺，宣武帝時期鑿窟；還有說寺廟和石窟均始于宣武帝景明年間（公元500-503），第一窟是宣武帝所建，鑿于公元517年，第二窟是胡太后所造，鑿于公元523年；第三種說法，在鞏義市導游群中頗為盛行，他們堅定地認為“龍門石窟是照俺們這個刻的”——鞏義石窟寺比龍門石窟早10年！因為，這里有一個與奉先寺結構相似的佛龕。

　　三種說法中，第三種最缺乏依據。但是，民間傳說的力量是巨大的，往往在口口相傳中，弄得真假莫辨。實際上，北魏早在遷都洛陽的前一年（公元493年），就已經在龍門西山鑿窟造像，這比石窟寺第一窟要早14年。至于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與石窟寺的小佛龕究竟誰先誰后，確實難以考證。盧舍那大佛是武則天敕命的國家重點工程，其營造年代有明確記載。石窟寺雖然北魏佛像居多，五代和隋唐的雕刻也不少。據稱是盧舍那大佛原型的那個小佛龕，風格與造型雖然明顯是唐代的，但雕刻年代沒有記載，也無從考證。

　　不過，這種說法卻反映出鞏義市導游群體對這座石窟寶庫的熱愛。石窟寺的工作人員相當負責，石窟內不允許拍照，人家真正做到了嚴防死守。看管第一窟的是位老先生，我跟他商量能否不開閃光燈拍一張“帝后禮佛圖”，老先生說絕對不行！還招呼來一位穿紅馬甲的志愿者：跟著這老師，別讓她照！——至今，這句地道的河南話，時常在我耳邊回響，每次都不得不肅然起敬一下。穿紅馬甲的志愿者是個學生模樣的小姑娘，非常聽話地一路跟著我，我只好向她出示了工作證：放心去忙吧！咱們都是文物工作者，我一定嚴格遵守規章制度，絕對不在石窟內拍照！小姑娘這才轉身離去。

　　“帝后禮佛圖”位于第一窟與第四窟中。第一窟中的“帝后禮佛圖”最為精美，分皇帝和皇后兩批人員，各占三個版面。

　　左側描繪的是皇帝禮佛的場景，圖中孝文帝頭戴“冕旒”，身穿“袞服（龍袍）”，在諸王、大臣及手持傘蓋、羽葆（帝王儀仗中以鳥羽聯綴為飾的華蓋）、長劍、香盒的近侍宮女和御林軍的前導下，緩緩行進。畫面中儀態雍雅的貴族和身體矮小的待從形成了尊卑鮮明的對照。

　　右側再現的是皇后禮佛的盛況，文昭皇后頭戴蓮冠，身披霞帔，一手拈香，后隨兩名貴婦，在眾宮女的簇擁下迎風徐行。

　　儀仗隊中，有的為帝后攜提衣裙，有的執扇撐傘，有的手捧祭器，浩浩蕩蕩地簇擁帝后進香禮佛，表現了皇室宗教活動的盛大場面。構圖簡練生動，刻工細膩。

　　眾所周知，龍門石窟也刻有“帝后禮佛圖”【賓陽中洞石雕《孝文帝禮佛圖》和《文昭皇后禮佛圖》，這兩者合稱為《帝后禮佛圖》】。但是，這一稀世珍品1935年被美國人盜走，現“皇帝禮佛圖”陳列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皇后禮佛圖”，陳列于堪薩斯納爾遜藝術館。鞏義石窟寺的“帝后禮佛圖”，成為國內石窟內僅存的孤品。

　　北魏崇尚佛教，佛教是北魏執政的理論武裝。北魏的統治階級宣稱拜皇帝就是拜佛祖。佛教界也順勢而為，一改過去“沙門不禮俗”的陳規陋習，將皇帝置于與佛祖同等的地位，引導信眾要像禮拜佛祖一樣膜拜皇帝，認命今生，苦修來世，服從命運的安排。這與北魏統治階層“制民先制心”的治國方略不謀而合，因此，佛教在北魏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其中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北魏石窟藝術的繁榮。

　　提及北魏時期的石窟，人們馬上就會想到云岡、龍門、麥積山，往往忽視了鞏義石窟寺。它規模雖然很小，但雕刻內容非常豐富，雕刻技藝非常精湛，在藝術成就上完全可以與云岡、龍門兩大石窟平分秋色。可以說，云岡、龍門、石窟寺都是當時國家領導人主抓的重點工程，是北魏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物化體現。以時間先后為序，始于大同云岡，輝煌于洛陽龍門（賓陽洞），終結于鞏義石窟寺。三個石窟，年代蟬連，一脈相承。

　　與龍門相比，石窟寺的雕鑿風格簡約質樸，刀法粗放洗煉，形象造型高度概括。如果說龍門的雕刻是工筆，那么石窟寺的雕刻則是寫意。石窟寺的摩崖主佛頭像，雙目只是隨意地雕出一個圓形弧球，再勾勒出一條淺淺的上下眼瞼，毫無進一步的細部雕琢，眉棱骨與鼻兩側的輪廓線連成一體，配以兩角微微上翹的口唇，立即有了一種難以言喻的含蓄生動。重疊的衣褶顯然運用了平直刀刻法，干凈利落。看似漫不經心，實則鬼斧神工。

　　縱觀石窟寺整個雕刻，人物雕像面貌方圓，神態安詳，已經沒有了北魏早期“深目高鼻，秀骨清瘦”的特點，衣紋雕刻也趨于簡潔，往往只是寥寥數刀便栩栩如生。可以說石窟寺雕刻既保留著濃重的北魏印記，又孕育著北齊、隋代的藝術萌芽，形成了由北朝向唐代過渡的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