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發展智慧養老服務意義重大。以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能夠從“需求-生產-供給”三個環節發力解決傳統養老服務存在的問題，提升養老服務的精準化、專業化和智能化水平，更好地滿足億萬老年人多層次多樣化的養老服務需求。智慧養老服務發展的關鍵在于實現技術與服務的高度融合和有效銜接，推動現代信息技術在養老服務領域落地，主要有四個著力點。

　　深化理念變革。一是更新治理理念。將技術內嵌于養老服務過程帶來的不只是技術升級，還會引發相關制度、文化、結構、認知、組織等變化，影響服務主體與行動者的理念、結構與功能發揮。相關主體應注意理念更新，尤其是政府需要調整養老服務治理與發展理念，并根據理念及時調整其資源、制度、結構、功能等要素，推進智慧養老服務發展。

　　二是樹立正確的技術理念。實踐中，常存在兩種謬誤：技術至上論與技術消極論。這兩種理論都不利于發揮技術效用，最終會使養老服務走向“智慧不養老”或“養老不智慧”狀態。對待技術，需要清晰認識其屬性，發揮其積極功能，抑制其負效應。

　　三是倡導人本主義精神。養老服務本質是服務而非技術，而服務的最大特征是人本，智慧養老服務尤其如此。很多地方與企業更加重視技術端與技術產品，忽視老年人的體驗和真實感受，使技術成為冰冷的服務機器。在技術應用過程中，應通過人文溫度與溫情治理消弭技術“寒氣”，使智慧養老服務成為有情感的、溫暖化的服務方式。

　　完善制度供給。一是繼續加強頂層設計。國家已出臺一系列政策文件對智慧養老進行相應的謀劃與規定，這些政策文件更多的是指導性意見，在細節方面仍需要根據國情明確智慧養老服務的地位與功能，并針對智慧養老服務要求與行動作出相應的規劃與設計。尤其需要針對不同政府部門之間、政府部門與其他行動者間的數據流通建構相應制度。

　　二是完善相應的立法規定。針對智慧養老服務涉及的行業規范、質量監管、數據產權、數據資源標準、數據共享、數據安全等方面，相關政府部門需要做好立法工作與制度安排。

　　三是增強數據監管機制設計。要加大對市場的監管力度，著力構建常態化、實時化的數據生產與應用機制及制度，防止數據泄露、數據隱私、數據安全等問題發生。

　　四是制定相應配套政策。智慧養老服務發展需要人力、物力、財力等支持，同時智慧養老服務還面臨著“銀色數字鴻溝”問題，應通過稅費減免、土地優惠、財政補貼、項目扶持、產業扶持、政社合作、老年教育等配套政策，引導和推動智慧養老服務發展。

　　注重技術建設。當前，不同主體基于功能發揮形成了多樣化的數據庫，但尚未形成統一的數據平臺，數據庫間也難以實現數據共享共通。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不斷更新與升級，智慧養老服務發展的人才短缺問題變得更加突出。

　　針對技術不足問題，既需要建立統一的數據平臺，形成數據的統一化、科學化管理，也需要注意數據庫間互聯互通，尤其要注意民用數據庫與政府數據庫間的銜接與合作，從而激活技術的生產力。同時，需要建立養老服務信息平臺，推動社會公眾，尤其是老年群體與養老服務生產者及供給者間建立起良性信息交換、信息監督等關系，進而推動智慧養老服務事業的良性發展。

　　針對技術人才問題，可以在基層隊伍中通過業務與技能培訓培育一批既懂技術又懂養老服務的工作人員；也可以依托高等院校、大學生“三下鄉”、暑期社會實踐、地方協會、企事業單位、村集體(社區)、民間組織、社會組織、志愿團體等平臺開展技術與知識培訓，培養更多的養老服務科技工作者，提高老年群體的技術使用能力，有效解決智慧養老服務的人才荒、技術不公等問題。

　　加強合作生產。智慧養老服務的發展強調政府、企業、社會組織、自治組織、志愿團體、老年群體等多元主體參與，要求充分發揮不同主體在技術與服務環節中的作用與功能。因此，應注意在多元主體間創造公共價值與加強合作治理，推動合作生產。

　　其中，創造公共價值需要發揮老年人的主體性地位，并以老年人的服務需求為出發點與落腳點來凝聚價值共識。加強合作生產需要激發不同主體參與智慧養老服務動力，形成整體性的合作治理網絡，從而在多元主體間建構起“1+1+1>3”的治理局面。政府需要充分釋放政府權力，不斷完善社會與市場參與的渠道、技術、制度保障，并注意對市場與社會的賦能，從而真正地發揮市場與社會的應有功能；基層自治組織可以通過項目制推動基層智慧養老服務工作，也可以動員與整合自治范圍內的組織與群體參與智慧養老服務建設.

　　企業組織可以為智慧養老服務的發展提供技術支撐與服務支持；社會組織可以發揮組織專業特長推動智慧養老服務發展；志愿團體可以發揮志愿精神，豐富養老服務資源；老年群體既可以直接參與養老服務提供，也可以積極表達自我需求，推動養老服務的適應性供給。另外，還需要在多元主體內部及主體間建構起涉及信息溝通、權責界定、功能發揮、行為監督與評估等內容的良性協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