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周知，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最早園林，是周文王時所建造的靈圍。靈圈內筑有冠臺寫靈沼:“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日‘靈臺，謂其沼曰‘靈招”(《無子.梁惠王上》)。

　　關于靈臺，《詩經.大雅.靈臺》記載:“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民攻之，不日成之。”《夏氏春秋.仲夏紀》日:“積土四方而高日臺。”其體量想必很大。商封筑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云雨”(《新序.刺奢》)。設想周文王所筑靈臺的規模，也不會比它小。唐初李泰《擴地志》記載:“辟雍、靈沼，今悉無復去，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也。”周初至此已近2000年，由此可以推斷出靈臺初建時規模之大。

　　為什么要化巨大的人力去堆筑高大的靈臺呢?“高山仰之，景景行止”(《詩經.小雅.車轄》),高臺就是高山的縮影，筑高臺是古人對山岳崇拜的一種體現。而山乃是上天意志的體現，于是就有許多‘‘天作高山”之說，或直接視作天神的軀體，于是就有“盤古氏頭為東岳，腹為中岳，左臂為南岳，右臂為北岳，足為西岳”之說(任昉《述異記》)。因為山具有神性，并且是地面與天上最接近的地方，只有通過山，塵世才可與天國取得聯系:“昆侖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淮南子，地形訓》)。

　　從“登之不死”到“登之乃靈”再到“登之乃神”，每上升一級，境界迥然不同，卻都要以高度“上倍之”作為代價。周文王將所作的高臺冠之以“靈”，亦即此原因。因為自己賦有神性，世間的統治者只有建高臺而登之，才可以親承神的目意。當時最高統治者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要作高臺:“帝堯臺、帝著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山海經.海內北經》)。從這條記教看，周文王建靈臺，顯然并非是他的獨創，不過是繼承了其前代各統治者的傳統而已。

　　上古時臺的功用決定了它的藝術風格，王毅在《園林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指出:“不論是對山岳的模仿或是象征神授的權力，它的基本美學要求都只能是回立孤直，峻瞼巍峨，只能是一種以表現強烈體積感和力量感為特點的‘團塊美’，而不可能是以后中國古代建筑中占主導地位的那種‘結構美’。

　　臺的輪廓也只能是由簡單而強烈的直線和斜線組成。因為只有這種風格才能充分再現出原始崇拜者心目中山岳的特點，直觀地表現出統治者對巨大權力的獨自占有和對世間的一切生靈重如山岳的壓迫。”

　　關于靈沼，與靈臺一一樣被賦子了神性。班固《西都賦》中說:“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即是將靈沼與神池并稱。《三秦記》日:“昆明湖中有靈沼，名神池”、靈沼成了神池的異稱。

　　當時人們對水有著與對山-一樣的崇拜，-樣具有神圣的地位，諸神與水多有不解之緣，“有女好名日養和，方浴日于甘洲”(《山海經:大荒南經》);“西望大譯，后稷所潛也”(《山海經.西山經》);“黃帝要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山海經，海內經》)。與用人造的山一靈臺來象征神山相類似，即用人造的澤一靈沼來象征神水。

　　史記.殷本紀》記教:簡狄“為帝譽次婦，三人行浴，見玄烏鎮共犯前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將這一記載參照《呂氏春秋.音初》關于“簡狄在臺”吞燕卵生契的說法，可以看出臺與池表里合一，而這種人工山體與水體的結合，恰好是神話中昆侖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洲環之”理想境界的再現。

張擇端（款）《金明池爭標圖》

　　總之，上古人們為了表示為神衹的崇拜，模仿著湖澤，開掘出了靈沼，又在池畔模仿山岳，筑就了體量巨大、高聳入云的靈臺，浩淼的水光與崇高的臺影交織在一起，同時也就把神衹俯臨塵寰的威嚴，和渾運萬類的靈異，揉合無間。臺巔池際，音樂師們演奏著莊嚴的祭樂，眾多的人們載歌載舞，以冀神靈的歡愉。在娛神之時，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了那個時代可能達到的最高升華。

　　靈沼的挖掘與靈臺的堆筑，既體現了上古人們的審美觀，也體現了上古人們的理想境界，亦是中國園林理水、疊山的濫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