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題，未來100年，中國的時代主題之一是鄉村振興。那么，古村鎮將在鄉村振興中發揮如何的作用？習主席說：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這句話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解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最大的潛力和后勁也在農村。

　　此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鄉村中的特殊部分——古村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基因庫，在城鎮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起到保存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作用。中國鄉村振興的方向、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都有需要在傳統文化棲息地提取和轉化“中國智慧”。

　　近兩年，社會對古村鎮的保護和重視意識不斷增強，對其蘊含的文化價值也有了全新認識，體現在古村旅游火爆和資本投資意愿增強方面。李子柒演繹的田園牧歌式生活流露出的生活煙火氣和田園氣息，丁真淳樸樂觀的形象和甘孜州原始自然，都引起了都市人群的共鳴。但我們面向鄉村尋找的，不只是在記憶中失落的田園夢，還有失落已久的傳統夢。

　　失落的傳統

　　“五四”運動后，中國引進了西方的科技體系、教育體系、經濟體制，在經濟上取得了長足進步。我們普遍認為，全面學習西方政治、經濟、文化，拋棄原有古老落后的糟粕文明，就可以獲得先進和幸福的生活。事實是，我們學習西方已經100多年了，經濟也取得了巨大進步，但無論是先富起來的人，還是剛剛在脫貧攻堅戰中出列的人，社會各個階層都普遍感覺到精神失落——我們從物質普遍不滿足的時代邁入了精神普遍不安寧的時代。

　　可以說，100年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在不斷衰落，中國人在向西方文化學習的過程中，并未獲得精神皈依，反而陷入空前的孤獨和焦慮中。于是，我們開始集體反思，我們丟了什么，文化結構是否需要調整？

　　著名學者杜維明曾說：“過去我們打倒孔家店、批判孔老二，人們把官員貪污腐敗、民眾貧窮愚鈍、新舊極權主義、錯過了工業革命、沒能建立民主人權法治社會、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等，都歸結于傳統之惡劣。我們拿幾千年積累下的文化污垢同歐美文化中的優質部分作比較，把責任歸結到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與倫理身上，這顯然有失公允。”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也說，在對待孔子與傳統文化的問題上，人們的態度形成明顯的兩極還是近代以來的事情。不少人將中國落后挨打的原因歸結為傳統文化的腐朽，強化和放大了人們對傳統文化負面影響的認識。在20世紀的一個時期內，中國形成了一個“反傳統的傳統”，似乎中華民族要擺脫苦難就必須摒棄傳統文化。于是，我們“連孩子與洗澡水一起潑出去了”。

　　令人遺憾的是，出發點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途中卻漸漸“西學為先，中學衰落”。對此，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曾警示人們：不愿意認同自己原有文明屬性，又無法被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狀態，必然會在全民族形成一種文明上、精神上無所歸宿的極端沮喪感。這在土耳其舍棄伊斯蘭文明卻又難以被西方文明認可的文化困境即是如此。

　　目前，一個日益強烈的共識是，中國社會正面臨文化危機，文化內涵的空洞化，讓迅速積累的物質財富猶如沙上之塔，岌岌可危。中國大地上到處都是西方設計師設計的地標，西方節日比傳統節日還要重要，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人越來越多……我們正在不知不覺中喪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我們需要回到起點，重新找回自己，找回民族文化自信。

　　民族復興離不開文化復興

　　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必須要有與之相匹配的文化能力。民族文化是中國發展道路能往哪走、能走多遠的重要保障。民族氣魄、中國精神，根在民間，魂在文化傳統。

　　民族復興不僅僅要建構經濟高地，還要建構科技創新高地、文化創新高地，構建標示民族價值與立場的格局。這要求我們認知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脈，在價值發現與創新發展上下功夫。

　　可惜，當代中國人對本民族文化的傳承，大多局限于“中國菜”“園林”“漢服”“宮斗劇”“功夫”等符號化的平面維度上、物的載體追尋上，對民族精神曾經達到的高度、先進境界，卻少有耐得住寂寞的關注與追求，也無法進行轉化，以及與自身生活、社會發展結合。

　　這些遺憾和問題希望可以通過古村鎮復興得到一定程度地彌彌補。向古村鎮取經是挖掘傳統文化、增強文明自信的途徑之一。古村鎮中蘊含的豐富的傳統農耕文明遺產是喚醒傳統文化優秀基因的通道。通過推動古鎮復興存續傳統文化、活化遺產，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

　　自古中國就有“禮失而求諸野”的傳統。這句話并不是說農民比城市人更有文化，農村更文明。而是因為“家文化”是古村鎮的文化底色，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著名文化學者樓宇烈先生曾直言，“家文化”是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數千年農耕文明的精華。古村鎮是家文化的衍生地，蘊藏著傳統文化的解讀密碼。中國人的家國情懷、城市人的鄉愁感，正是從古村鎮發源而來。當我們的傳統文化傳承和發展出現問題時，就自然而然地回到發源地尋找解決之道——這是先人的智慧——“人窮則反本”。這里的“野”就是古村鎮。今天，我們又到了“返本”“求諸野”的時刻。

　　向古村鎮尋找傳統文化

　　古村鎮是“有形文化遺產”和“無形文化遺產”的總和。從物質遺產來說，古村鎮將營建智慧發揮得淋漓盡致，保存著大量寶貴的建筑遺產。而中國傳統文化自古就不重“物”而重“神”。古人建造村鎮除了追求系統性、科學性、先進性、生態性之外，還講求意境、追求、信仰、文化的直觀體現和寄托，將文化、政治、宗教、禮俗與生活融于一體，融入血脈傳承，這就是“無形的文化遺產”，也是我們在古村鎮振興過程中主要追尋的部分。

　　與有形文化遺產相比，無形文化遺產更為珍貴。古村鎮曾是先進成熟的生態文明的承載地、高度成熟的民族文化的承載地，也是民族精神的物質場域，體現了傳統文化與物質的自洽與融合。古村鎮蘊含的生態文明不是落后，而是太早熟了；古村鎮創造的傳統文化并非應該拋棄的糟粕，而是厚重的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古村鎮中落后的是其基礎設施、生產技術和物質條件，需要我們修復和關注。

　　提升古村鎮物質條件

　　古村鎮復興的過程，是提升其相對落后的物質基礎、提煉轉化其高度發達的精神文明成果的過程，是當代人體會認識古代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彼此相洽呼應、不斷追求精神境界提高的過程；是認識民族文化發展狀態和特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獨特創造、價值理念梳理清晰，增強民眾的文化自信，使其精神高度與物質高度相匹配。

　　太原理工大學建筑學院教授王金平曾說，傳統聚落作為特定歷史時期風土文化或鄉土文化的物質表現，一方面達到了自然與社會，物質與精神的高度統一，曾經是高層次、高素質的文化形態；另一方面，由于在社會組織、經濟形式、文化形態、生活方式及技術條件上的滯后，又遠遠不能滿足現代人的的思想、情感、觀念，以及理想和欲望，成為貧窮、愚昧、落后及不發達的象征。文化上的高層次和使用上的低標準，使得傳統聚落在現代文化的沖擊下，難于固守和傳承。由此可見，傳統聚落只有適應現代文化和當代生活方式，并在納入新元素、注入新血液的情況下，不改變文化基因，進行一場文化載體的轉向，才能延續再生。

　　古村鎮振興就是，在重逢古老和新建未來的過程中，讓遠離傳統的人重溫傳統，讓從小受西方文化教育的人認識傳統文化，讓矗立在廣闊大地上的建筑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蘊藏在習俗里的追求，都與現代社會和生活連接起來，給我們提供精神歸宿和認同感。

　　在古村鎮振興的過程中，如果單純用經濟指標和物質豐富程度來判斷古村振興是不合適的。單純追求居民變富裕、古鎮人口增多，這無疑是簡化、形式化、物化古村振興的時代意義，錯失我們與原生文化連接的最佳機遇。我們要通過參與古村鎮振興的歷程繼承中華大地上存續的傳統文化遺產，樹立文化自信心。

　　古村鎮文化遺產要進行現代轉化

　　應當引起我們重視的是：今天，當文化共鳴消失或情感紐帶斷裂的時候，傳統村落的在地居民不能全面認識到傳統村落歷史文化資源各方面的綜合價值，對傳統建筑維護的意識和能力相對比較薄弱，導致傳統村落文化遺產的自然衰敗與人為破壞的情況還不能避免，需要我們盡快介入，以保存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

　　當今，社會對傳統村落文化價值普遍認識不足的重要原因就是傳統文化未能進行現代化轉化。對此，北京工業大學城市建設學部副教授李華東說，我們對古村鎮的挖掘，與保護和復原形貌相比，更重要的是延續其文化血脈、傳承其生存智慧、發揚其整體精神。物質難久遠，神魂可流傳。這就要求我們更加重視對傳統村落中承載的傳統文化的解讀，進行具體而微的、系統全面的基因分析，在此基礎上傳承、利用、提升、發展優秀的傳統文化，進而轉化形成我們今天的文化成就，營造出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現代生活環境。

　　這里講一個上世紀的真實故事。20世紀50年代，中國美術代表團去國外訪問時，決定拜訪當時世界頂級藝術家畢加索。中國美術代表團首席藝術設計師張仃在為畢加索選禮品時選中了門神年畫，在遭到大家質疑后，他很自信地說，畢加索一定會很高興，而事實也確實如此，畢加索對收到這份禮物非常高興。這就是兩個世界頂級藝術家對中國民族特色的肯定。民族特色的才是我們文化的重要價值所在，我們要認知、發現本民族文化和傳統的價值，把優秀的IP成功地與市場機制、產業機制、時尚消費機制融合起來，與快速發展的新科技融合起來，使它們經過轉化與創新成為民族文化符號——這就是我們復興古村鎮的重要使命，我們應牢記并努力踐行。

　　最后，用馮驥才先生在山西省晉城市澤州縣洞八嶺村所作小詩結尾，呼吁同仁為古村復興和文化轉化而共同努力：“古村哀鳴，我聞其聲；巨木將傾，誰還其生？快快救之，我呼誰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