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婺源縣位于贛浙皖三省交界處的丘陵山區。縣域面積2967平方公里，“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莊園”。遠在四千年前，這里就有先民生活勞作，建立了若干個原始聚落，屬三苗部族。夏王朝后期，三苗族中的一支古山越人在此興起。春秋戰國時期，這里屬吳國，吳亡屬越，越滅屬楚，縣北浙嶺就豎有一塊“吳楚分源”的劃疆碑刻（原碑現藏婺源博物館）。

　　秦時，這里屬鄣郡，漢代改鄣為丹陽，三國時屬吳國新都郡，晉改為新安，宋齊梁陳因之。隋代屬歙州。唐代開元二十八年（740年），析休寧縣回玉鄉和樂平縣懷金鄉，設立婺源縣，屬歙州。宋徽宗改歙州為徽州。元代州改為路，婺源仍屬徽州路。明清兩朝，婺源均隸屬徽州府。1934年曾一度劃隸江西省，1946年復劃歸安徽省，1949年5月又劃隸江西省。

　　作為古代徽州府“一府六縣”之一的婺源縣，在一千多年的漫長歲月里與徽州其他縣份的人民一道創造了輝煌的徽州文化，自身也深深打上了徽文化的烙印。晉末、唐末戰亂和南宋渡江定都杭州，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南遷的浪潮。北方許多名門望族為躲避戰亂，舉族遷徙，來到婺源，聚族而居，使婺源山區得到了很好的開發，形成了星羅棋布的村落，建設了一大批精美的建筑?！胺参謇锸?，遙望粉墻矗矗，鴛瓦鱗鱗，棹楔崢嶸，鴟吻聳拔，宛如城廓，殊足觀也”（[清]許承堯《歙事閑譚》）。

　　婺源是丘陵山區,屬中亞熱帶東南季風氣候,溫和濕潤，四季分明。年平均氣溫17.9℃，年降雨量2000毫米左右，無霜期250天左右，為農耕生產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條件，也十分適宜人居。縣境內群山環抱，溪流縱橫。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有27座，較著名的有：大鄣山、五龍山、大鳙山、蓮花山、石耳山、高湖山等。境內河流除江灣河由安徽休寧縣溪西注入外，其余均發源于東北和西北群山，屬饒河水系樂安河上游。集雨面積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10條，總長516.4公里，流域面積2621.9平方公里，年平均徑流量為31.782億立方米。群峰之間的河谷地帶，枕山面水，日照充足，方便開墾耕種，提供了優良的生活條件和人居環境。峰回水轉，層巒疊嶂，交通險阻，又是躲避戰亂的首選之區。

　　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是古山越人?！霸健笔墙y治者對南方漢族外的山居民族的蔑稱，與“蠻”“夷”同義。其居民“椎髻鳥語”，“斷發文身”，“鮮知禮節”。有記載的最早到這里的漢人是春秋時期的吳國太子。越王勾踐滅吳國后把吳王夫差的兩個兒子流放到這里，其中的太子吳鴻死后就葬于婺源江灣鎮的湖山。被項羽封為衡山王、西漢初年被劉邦封為長沙王的吳芮，去世后他的墓也被后人遷到了婺源雞山上。直到漢代，這里仍屬荒服之地。西漢末年，時任漢廷司馬長史的方紘“因王莽篡亂，避居江左，遂家丹陽（今歙縣東）”。東漢末年黃巢起義，漢靈帝中平年間（184—188年），汪文和以破黃巾功為龍驤將軍。建安二年（197年），因中原大亂而南渡江，被孫策授會稽令，遂家于歙，成為新安汪氏始遷之祖。吳、方、汪是最早南遷到達徽州地區的三大姓。

　　此后，漢人南遷越來越多，與山越人的矛盾也凸顯出來。三國時，婺源屬吳國。山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戴廷明、程尚寬《新安名族志》前卷），對抗孫吳政權。孫吳與山越人進行了幾十年的戰爭。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部將賀齊平定山越，將新安、始新、黎陽、休寧（含后來的婺源縣域一部分）、歙縣、黟縣立為新都郡。這是徽州地域立郡之始。從此，開始了漢文化與山越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過程。從山越文化到徽州文化形成的漫長過程中，中原漢族躲避戰亂或隱居南遷形成了三次高峰。婺源因為前述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的優越，而成為南遷氏族卜居的集中地域。《新安名族志》共收有歷代入居徽州的名族78個，因避亂而遷入者42個，占54%。另一部分則是到徽州、婺源為官，離任后不愿離開，而在當地居住，繁衍子孫。民國《歙縣志·風俗卷》載：“各大族半皆由此遷南。略舉其時，則晉、宋南渡及唐末避黃巢之亂，此三朝為最盛。又半皆官于此土，愛其山水清淑，遂久居之，以長子孫?！辨脑辞樾我伯斎绱?。

　　三次人口遷徙大大促進了婺源山區的開發。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全縣有14614戶，31341人；理宗端平年間（1234年），增至44432戶，55932人；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達到42928戶，238617人。受元末戰亂影響，戶口下降，至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年）達到28723戶，130683人。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有42853戶，142190人；宣統二年（1910年）增至215000人；民國九年（1920年）增至59000余戶，273000余人。耕地面積從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51.92萬畝，增加到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62.59萬畝。隨著中原名門望族一個個地遷入婺源定居，一個個星羅棋布的古村落的建成和發展，一座座古建筑也應運而生。婺源古村的形成和發展是先人尋找和建設心靈桃源的波瀾壯闊的史詩。

　　第一次人口南遷高峰是兩晉之際。中原地區“永嘉之亂”，士族渡江南下，來徽州定居的有9族。其中的詹氏作為北方的士族階層，南渡時不僅舉族而遷，而且帶有眾多的佃客和部曲（私家武裝）。在東晉103年間，詹氏子孫許多人仕晉為官。據譜乘記載：三十九世詹良義為晉侍衛將軍；四十世詹兌為晉將軍；四十一世詹侁為候官令（候官治今福州），并聚居建鄴或揚州。東晉滅亡后，南朝經歷了宋、齊、梁、陳四個朝代，計169年。詹氏四十七世詹初曾任陳代東陽郡贊治大夫，在仕有治績，東陽民謠云：“前有沈，后有詹，東陽獲二天”。陳亡后，詹初不仕，歸隱歙縣篁墩，慕黃石公之風，故號黃隱。隋大業年間（618年），又從篁墩卜居婺北之廬源（今浙源鄉廬坑村）。卒后墓葬廬源石井坑桂花樹下，寶劍出匣形，坤向。廬坑是現存有記載的婺源建村最早的古村落。中華鐵路之父詹天佑（1861—1919）祖居就在廬坑村，村中有他的祖母墓。

　　詹氏人丁繁衍，支屬播遷，以廬坑為中心，形成了虹關（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年建村）、慶源（唐朝廣德年間，1118—1125年建村）、察關、嶺腳、水嵐、秋溪等詹姓聚居的古村落，此后，陸續形成了一大批古建筑。現存的有虹關村清初制墨名家詹元生（字成圭）為四個孫子所建的玉映堂、愿汝堂、留耕堂、慮得堂等古民居和古石堰、長生圳、通津橋、祭酒橋等；嶺腳村的貽桂堂、大夫第、立本堂等古民居以及廬坑村龍川橋、凌云橋、龍隱橋；水嵐村的詹氏宗祠等等。

　　第二次人口南遷高峰是唐末五代（875—960年）。黃巢起義，戰亂禍結，迫使更多的士族南遷避難，遷徽定居的有24族。其中大多數不是直接遷入徽州地區，而是從鄰近地區轉遷而來，一方面反映了人口遷徙持續時間之長的特點，也顯示出徽州地區（包括婺源）作為避難和生活的環境條件的優越性。南宋羅愿在《新安志》中說：“黃巢之亂，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興，則名臣輩出。”婺源60%左右的名門望族所建立的古村落，都在唐末至宋初這個時期先后形成。這期間遷入婺源的主要姓氏有：王、方、戴、朱、齊、濟陽江、蕭江、潘、李、張、單、黃、游、董、胡、查、俞、程等。

　　婺源蕭江先祖蕭禎為唐宰相蕭遘之第三子，任江南節度使。黃巢兵亂，朱溫篡唐后，渡江南遷至歙縣篁墩，易姓為江。二世祖江董，始遷婺源皋徑（今水路村），卒后葬于此。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六世祖江文采始遷建旃坑村。宋元豐二年（1079年），八世祖江敵（進賢縣尉）遷建江灣村。又有一支江氏族人遷建了龍尾村。水路、旃坑、江灣、龍尾，在江灣水河谷地帶形成了蕭江氏族聚居的古村落群?，F存的重要建筑有：江灣村清代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江謙祖居三省堂，清代同治戶部主事江桂高故居中憲弟，敦倫堂（明代），白果廳（清代），培心堂（清代），善余堂（清代）等古民居；旃坑村的蕭江宗祠（清代）、凝望橋（明代）等等。

　　婺源俞氏始祖俞昌于唐代天祐年間（904—907年）從歙縣篁墩遷來婺源。《俞通德堂家譜》記載：“我俞氏一世祖諱源公，唐憲宗元和九年（814年）六月十六日生。僖宗乾符六年（879年），黃巢渡江，掠饒、信、池、杭、宣、歙等州，時公六十七歲，攜子植公、孫昌公逃難由宣城至篁墩。居未甚久，昌公承父命卜遷，天祐三年（906年）由篁墩遷居婺源長田（今紫陽鎮附近）”。此后，俞氏后代繁衍分派，分遷縣內各地。北宋政和年間（1111—1118年），朝議大夫俞杲在汪口建村。南宋慶元五年（1199年），俞氏十五世祖俞若圣轉遷至思口思溪定居。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俞氏十六世祖世崇公由長田遷到思口西沖定居。又有俞氏后代俞創在思口龍騰建村，另幾支分別在思口新源、長灘，秋口鶴溪等地建村，形成了清華水中下游和江灣水中下游兩條俞氏聚居村落帶。這些村落中至今還保存有4座俞氏宗祠（汪口的仁本堂、西沖的敦倫堂、新源的義慶堂、思溪的意誠堂），4座書屋（汪口養源書屋、存輿齋書院，西沖小吾廬書屋、乙照齋）以及敬序堂、一經堂、大夫弟、懋德堂等一批古民居和通濟橋、曹公橋等古橋。

　　潘氏也是唐末為避黃巢之亂隱居篁墩，后轉遷婺源的。潘氏遷婺始祖潘逢辰，字吉甫，世居閩之三山，當唐之季，上書闕下，不報。值廣明（880年）黃巢之亂，道至新安，弗克歸，避地歙之篁墩，后轉遷婺源，擇桃溪（今中云鎮坑頭村）而居。此后，潘氏又沿十八里桃溪河，建立了孔村、豸峰二個聚居村落。在全縣各地再繁衍遷播，建立了松溪、和睦、蓮塘等約30個潘姓聚居或與他姓合居的古村落。在桃溪、孔村、豸峰三個古村里，保存至今的古建筑有桃溪三十六座半橋、豸峰成義堂、資深堂等宗祠和賢濟堂、涵廬等明、清古民居。

　　第三次人口南遷高峰是在兩宋之際。靖康（1126年）之亂，金兵南侵，大批士族隨著南宋定都杭州而涌入江南。這一階段遷到徽州定居的共有15族，其中11族是在兩宋之交。這個階段遷入婺源的氏族不多，主要有余、鄭、趙、夏等。

　　北宋末年的宣和年間（1118—1125年），任桐廬主薄的進士余道潛攜妻子來到婺源沱川篁村隱居?！舵脑纯h志》記載：“余道潛，字希隱，……博極群書，精于天文、地理。為政嚴明，民甚德之。時朱勔采奇石異卉以供貢獻，將次桐廬，道潛曰：‘吾豈剝民以媚權貴，若不去，終必有禍’，”于是來到婺源定居。“未逾年，方臘果起兵，以訴勔為名，浙東西遂大亂，人始服公之先見”。此后，人口逐漸繁衍，分枝發葉。第六世余德忱分遷鄣村，再傳至第十世余景陽卜居理源（今理坑），在沱水三溪沿岸和匯流處，相繼建立起篁村、鄣村、燕山、理源、東坑等余氏聚居的村落，并陸續遷衍全縣各地，建有余氏聚居或與他姓合居的村落42個。在沱川余氏聚居的村落群里，先后出了16位進士和一批名宦，他們興建的宅第許多還保存至今。著名的有明天啟年間（1621—1627年）吏部尚書余懋衡的“天官上卿”府，明崇禎時廣州知府余自怡奉旨建的“駕睦堂”，清康熙年間兵部主事余維樞的“司馬第”等等。另外還有余氏宗祠“余慶堂”、“敦復堂”，廊橋理源橋，石板橋天心橋、百子橋以及古井金家井等古建筑。

　　追溯婺源古村古建的發展史，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

　　一是形成期。從晉代到南宋，歷經八百余年。東晉、唐末、南宋三次易代戰爭中北方士族舉族入徽，聚族而居，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宗族制度。因南遷大族多為躲避戰亂而來，因此選址建村所在，多為易守難攻的險要之地，僻處一隅，險阻四塞，“依山阻險以自安”是這一時期婺源古村選址布局的主要特征?！安ミw所至，荊棘初開，人皆古質，俗尚真淳，其小筑山村，殆有人世桃源境界”。

　　二是發育期。從南宋到明代初葉，歷經三百余年。這一時期，以農耕為主業的小農經濟在婺源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生計難，民俗儉”（光緒《婺源縣志》卷三《風俗》）。同時，“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興則名臣輩出”（淳熙《新安志》卷一《風俗》）。婺源是朱子桑梓，人民“喜讀書，雖十家村落，有諷誦之聲。向科舉未停，應童子試者，常至千人”（光緒《婺源鄉土志·婺源風俗》）。因此，耕讀并舉，民風淳樸的田園生活，成為這一時期婺源古村的鮮明特征。

　　三是鼎盛期。從明代中葉到清代中葉，歷經四百余年?；丈掏黄穑斀鸸世铮规脑垂糯逖杆侔l展壯大?！懊坑庖粠X，進一溪，其中煙火萬家、雞犬相聞者，皆巨族大家之所居也。一族所聚，動輒數百或數十里”（光緒《石埭桂氏宗譜》卷一），出現了像清華、游山等許多“千煙之村”。這時的婺源古村，從農耕所獲收入不及十分之一，全靠徽商在外的商業利潤回流家鄉維持生活，建設村莊的道路、橋梁、祠堂、豪宅，形成了本土的“小徽州”和徽商經營所在地的“大徽州”互動的特殊的經濟和社會現象，是中國最早的“二元結構社會”區域。

　　四是衰落期。從清代道光年間到民國，歷經一百余年。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廢除鹽綱法，改行票法，徽商從此喪失了世襲的行鹽專利權，走上了下坡路。加上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太平天國的戰爭影響，徽商日漸式微，婺源古村失去了經濟支撐，日漸衰敗。古建筑被戰火毀損極多，人員傷亡，財富被劫，古村的光景漸漸黯淡。

　　五是復興期。1949年至今的七十多年間，中國鄉村從農業文明時代向工商業文明時代轉型。“破四舊”和“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祠堂、牌坊、人物雕刻等被大量損毀。隨著經濟發展，木結構古民居已不適應現代生活方式的要求，相當一部分被居民拆舊建新。近三十年來，國家加大了對古村落、古建筑的保護力度，村民也逐步認識到了古村古建的價值。特別是婺源利用古村古建大力發展鄉村旅游和民宿產業，使相當多的文化遺產得到了保護和傳承，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目前，婺源縣已有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5處，中國歷史文化名村7個，中國傳統村落28個，國家級“非遺”6項。在保護古村古建歷史風貌的同時，有規劃地安排村民建設新居，繼續延伸古村的生命。

　　婺源各古村落古建筑的興建歷程，大約都經歷了三個階段。建村之始興建的都是住宅一類避風遮雨的房屋；其次興建的是道路、橋梁、圳渠等基礎設施；最后興建的是祠堂、書院、文昌閣、獅儺廟、汪帝廟、土地廟等文教禮制建筑。這些建筑隨朝代興替，兵火侵毀和自然風雨的侵蝕，屢建屢毀，屢毀屢建，體現了婺源人民一代代建設家園的不屈意志。

　　婺源古村落與古建筑興建、發展、成熟的歷史，是山越文化發展為徽州文化的歷史，是中原士族轉變為徽州望族的歷史，也是婺源區域開發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同時也是婺源古村落規劃建設水平和古建筑工藝技術不斷發展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