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座精美的古建筑，無不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婺源的古村落建設得如此氣派，古建筑如此豐富珍貴，人們不禁要問，建設資金從何而來？古代婺源，地狹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光靠種田養殖，是無論如何聚集不起巨資來建豪宅、修宏祠、鋪路橋的。

　　而古代行政管理體制“政令不下縣”，封建政府不會出資修建各類公益設施，連縣衙、孔廟、城墻、試院等公共建筑，都是靠募捐建造。如縣衙，就在光緒二年，“合邑捐資新造”（民國《縣志》），更遑論建筑民宅了。

　　散布在鄉里的祠堂、路橋、水圳等公共建筑，也是民間集資募捐建成的。這些募集、捐助和自造房舍的資金，主要來自商人和官宦兩條渠道。可以說，沒有商人和仕宦，就沒有婺源的古村落與古建筑。

　　據民國《縣志·食貨志》記載，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全縣有田地51.92萬畝，而洪武十年，人口已達13.0683萬，人均田地只有3.97畝，而在山澗更多的東北鄉，人均田地只有一畝多一點。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婺源山區已無法養活日益繁殖增多的人口。

　　清代許承堯在《歙事閑譚》中說：“余郡處萬山中，所出糧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給。”“蓋新安居萬山，土少人稠，非經營四方，絕無治生之策。”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也說：“郡處萬山中，百貨皆邸于外”。于是產生了一首民謠：“前世不修，身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男子在很幼小時，便外出學做生意謀生。

　　一江姓讀書人叮嚀出門經商的晚輩說：“本富為上，末富次之，謂賈不若耕。吾郡在山中，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汪道昆《太函集》卷45）。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徽州這個高移民社區，人們在亂世遷進深山，承平日久，渴望和追求走出大山創業的愿望始終縈繞心頭，“樹挪死、人挪活”的觀念如基因一般遺傳給一代代移民，遠走他鄉去創業致富，改變命運，實現人生價值。“天下之民寄命于農，徽民寄命于商”（康熙《徽州府志》卷8）。

　　“九章大學終言利，一部周官半理財”，這副對聯道出了以商業為第一等生業的徽州移民的心聲。經過多少代人的拼搏，徽商終于成為明代中葉至清末400多年間稱雄天下的商幫，經營的行業遍及鹽、木、茶、典、糧、棉、布等等。“業賈者十家而七，贏者什家而三”（萬歷《歙志·貨殖》），大多數外出經商者都是落魄的失敗者，只有少數成為富豪。“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身”（《五雜俎》卷4）。

　　徽商以徽螺陀精神經營全國，形成了“無徽不成鎮”、“鉆天洞庭遍地徽”“兩淮八總商，鄉人恒占其四”的局面。據不完全統計，徽州自宋至清有名商人千余名，其中被稱作“巨富”的有230多人。而封建社會里，土農工商四民中，商人居于末位，沒有社會地位，更不允許私人資本擴張危害到皇權統治，因此，婺源商人的財富便流向家鄉，建豪宅，修宗祠，筑道路，造橋梁。豸峰村富商所建“七星屋”，有七個天井，占地800多平方米，規模宏大。

　　康熙《徽州府志》有曰：“吾鄉之人，儉而好禮，吝嗇而負氣。其豐厚之夫，家資累萬，嘗垂老不御絹帛，敞衣結鶉。出門千里，履草屐，褸被自攜焉。然急公趨義，或輸邊儲，或建官廟，或筑城隍，或賑饑恤難，或學田、道路、山橋、水堰之屬，且輸金千萬而不惜”。茶商潘開祥，為“振興合族文社，首捐租六百秤，……課文資給”（《婺源縣志》卷40《人物·義行六》）。商人趙之俊“輸千金筑書齋，置學田，以培人才”（《婺源縣志》卷42《人物·義行八》）。商人捐資公益建筑的事例不勝枚舉。

　　婺源古人脫離貧苦生活，改變人生命運的另一條道路是讀書應試。“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無數青年學子孜孜以求的夢想。自宋至清，婺源出了500多名進士，七品及以上仁宦2665人。桃溪潘氏有“一門九進士，六部四尚書”的美譽，村規約定，凡有科名者可以在村中桃溪上建一座石橋，因村里考中舉人和進士的多達36人，因此，便建有三十六座半橋，另半座是村中富商樂于捐輸行善，村人特準所建。

　　詹同、詹徽是父子尚書，余懋衡、余懋學是兄弟尚書，還有汪钅宏、江一麟、齊彥槐等名臣仕宦。這一大批官員在家鄉都建有自己的豪宅，使婺源古村落里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尚書第”、“進士第”、“大夫第”、“司馬第”、“天官上卿府”、“太宰讀書處”。清代兩淮鹽運使江人鏡不但建了自己的“榮祿第”，還為其父親江之紀建了“進士第”。

　　這些官僚不管在任或致仕成為鄉紳后，都十分關心鄉村公益事業的發展。都御史兼戶部侍郎江一麟捐資首創建設了蕭江宗祠永思堂。江西省審判廳丞江峰青捐建了東山學社，并輸田二百畝資塾師薪膳。宋代中書舍人李侃在李坑建有中書橋。宋御史查元在鳳山建有報德橋。江灣荷田前山堂大堨由職貢方土煥、同知銜方一仆等三次重造，費千余金。

　　宋熙寧間進士李曦重建了黃蓮寺。還有在婺源為官者捐資興建公益建筑的許多動人事例。古時婺東通徽州府的古驛道有五嶺之險阻，其中的金竺嶺更是在千仞懸崖之上，鳥道迂迥。行人肩負重擔，手攀藤蘿，蹣跚而上，汗水淋漓。明萬歷間（1573—1619年）婺源知縣譚昌言出巡路過此地，見此情景不禁吁噓嗟嘆，帶頭捐款集資，征調民工鑿山伐石，筑成了一條5尺來寬，30多里長的青石板大道。鄉民為感念譚知縣的功德，于嶺端勒石，改稱金竺嶺為譚公嶺。

　　婺源古代有先賈后儒，亦儒亦賈之風，往往商人致富后不忘兒孫求取功名，賈而好儒，送其走上舉業之路，登科為官，加深了官、商一體的程度。這樣，就為婺源古村落與古建筑的興盛發達，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