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農耕是中國從戰國時代商鞅變法后就一直實行的正策,從秦到清,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幾乎碰不到大力提倡商業的時代。即使商業較為繁榮的唐宋以至于后來的清,對商的限制都是非常嚴格的。為什么會這樣?
商鞅變法的影響
商鞅變法把秦國打造成了一個農戰之國,依靠強大的糧食生產能力和軍事能力征伐山東六國,最終六國被一一剪除,與秦國強大的糧食生產能力密不可分。雖然秦國的農戰之國體制在統一六國后不久就崩潰了,但秦國對糧食的重視也是深得歷代封建統治者的贊同。
對于工業化之前的人類社會,一個國家的實力基本是由它的人口數量決定的。大多數時期內,人口數量眾多的農耕民族憑借更強大的物質生產能力和技術優勢對游牧民族都是可以防御的。個別階段人口數量少的游牧民族可以吊打人口數量多的農耕民族,基本都是在農耕民族內部出現了混亂,無法凝聚力量對抗游牧民族的時期。
為了維持龐大的人口數量,就必須擁有足夠的糧食。而商鞅變法關于如何鼓勵農業生產方面的措施就引起了歷代統治者的高度關注。保證農業生產的要害就是防止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因為可以從事其他利潤更高的行業而放棄農業生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商業。所以為了保證農業生產,歷代統治者都對商進行壓制,防止破壞農業生產這一國家之本。
邏輯上的自洽
對農業和商業態度不同在邏輯上也是自洽的,中國古代的治國官員們一直堅信本末之說。農為本,生產出糧食是一切的基礎,有了糧食才會有人口,才會有士兵,才能進行各種城池防御的維護建設,才能修繕水利灌溉工程,才能進行其他一切生產活動。經商雖然可以獲得很高的利潤,但商業流轉中并不產生真實的物質財富,這時可不講究什么服務費,商屬于末的范疇。其他的什么說客,門客,俠客等不種地就靠一張嘴或者就靠身手或手藝謀生的人都屬于末的范疇。本重要還是末重要,這是不需要思考的問題。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會告訴你當然是本重要,本末倒置是要不得的。一切不產生真實物質財富的活動都被視為末。
從事末的人多了,也就是不生產糧食卻還要吃糧食的人多了,必然影響國家的實力。所以一定要生產糧食的人多才可以,越多人生產糧食越好。糧食是最大的財富,最大的實力,最大的國家安全。只要有糧食,一切都不怕。俗話說“手中有糧,心中不慌。”要知道即使是今天,捧好自己的飯碗,也是國家反復強調的第一大事,在農業社會更是如此。
所以中國歷代以來對農業和商業態度不同,重本輕末在邏輯上是沒有問題的,是正確的。
另一面
對農業和商業態度不同還有另一面,重視農大家都清楚,歷代統治者也最重視。輕視商可能就不太清楚了,輕視商是不看重,不是禁止商業。歷代王朝也是要從商業收稅的,某些王朝財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是要依靠商業稅收的。前提是商業不能影響農業。中國的商業分為官辦商業和其他民間自主運行的商業。
對于官辦商業,歷代統治者還是非常重視的。鹽鐵是最重要的官辦商業,有些時期酒、茶等重要物資也被劃入官辦商業。特別是鹽,歷來是官辦商業的重點,鹽稅是國家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是國家對個人收稅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其他官辦商業也有和鹽類似的功用。所以對于倒賣私鹽,那是要嚴懲的,是嚴令禁止的,那是搶國家的錢,搶朝廷的錢。
所以輕視商是對民間自主運行的商業不夠重視,也不會采取什么措施鼓勵。但對于官辦商業還是十分重視的,畢竟關系到朝廷吃飯問題。
中國的大一統的影響
理論上,我們完全可以鼓勵商業,獲得高額利潤,然后用賺到的錢去購買糧食,這樣既不用辛苦地種田,又可以吃飽肚子,不是挺好的事嗎?
是的,這是好事,但這只對個別地區,對個別小國適用,對中國就不適用了。對于小國林立的歐洲這一理論十分適用,歐洲就有主要靠經商立國,糧食靠從外購買的國家。意大利歷史上的威尼斯,希臘的一些城邦,都這樣做過,而且效果還很好。歐洲一些國家通過商業活動可以從中東,北非獲得糧食,而不用自己努力種糧,所以歐洲的商業意識一直比較強。
對于中國來說,地理上,由于大一統,中國大地上主要的農耕土地都已經在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下,商業活動賺到的錢并不能從中國以外購得糧食。肉爛在鍋里,折騰一番,糧食的總量是不變的,還是那么多,所以中國歷代統治者對發展對外貿易興趣不大,因為不能獲得太多對維持帝國有用的物資。對外貿易主要是為了穩定周邊國家,才與他們進行貿易,是一種恩賜,主要進口的是奢侈品,香料等不是日常必需的商品。只有與北方貿易能夠獲得馬匹,皮毛等重要物資才是有用的,所以歷代統治者對這一塊的貿易是十分重視的。中國出口的是茶葉,瓷器,絲綢,這些商品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是高科技產品,部分成了必需品,所以在貿易上其他國家比中國更重視、更看重。
中國古代特殊的國情決定了中國必然會實行對農業和商業態度不同的政策,這無論是邏輯上還是事實上都是正確的。只是對商業的輕視,使得中國錯過了大航海時代和對外深入交流。資本主義萌芽沒能打破農業社會根深蒂固的束縛。這一傳統也使得中國一直對資本有較強的控制力,不會被資本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