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香拜佛、祈求好運，是中國人保持了千百年的風俗傳統。隨著現代寺院的經濟價值便被不斷開發利用，眾多寺院的香火錢甚至堆積如山。然而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寺院可不止香火錢，其擁有的財富更是超乎人們的想象。

　　佛教于東漢初年傳入中國，在魏晉時期開始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在西晉時的長安，曾有位叫竺法護的僧人，不僅道法遠播，“且資財殷富”。長安城中有世家大族想皈依他，想先試探他的德行，便假意借錢二十萬急用。竺法護聽后默然不語，身邊的弟子很快領會到了師父意思，說：“和上（意和尚）意已相許焉”。一次能出借錢二十萬，竺法護的財富之巨可見一斑。

　　到南北朝時期，當時的統治者大多推崇佛法，廣修寺院，不斷促進寺院經濟的繁榮發展。《廣弘明集》中曾經記載：梁武帝曾三次舍身同泰寺，其中一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值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施贈錢絹三百四十萬，六宮所舍二百七十萬，……朝臣至于民庶并各隨喜，又一千一百一十四萬”。統治階級的大力資助和給予的各種特權，加之世俗地主的豐厚布施，令寺院有了“墾殖土地，兼射商利”的資本。許多寺院財產管理機構——“寺庫”，甚至開創了典當、儲蓄、匯兌、拍賣等經濟模式的先河。

　　隋唐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鼎盛之時。唐代朝廷敕建國家大寺，不僅國家供養，更多有敕賜田莊。其中西明寺，僅唐高宗賜給的田園就有百頃，并配凈人百房，車50輛。開元年間，金城公主奏請，將范陽某“麥田莊并果園一所及環山林麓”，“永充云居寺山門所用”。在政治庇護下的寺院，甚至越州跨縣，兼并土地，買賣莊園。洛陽昭成寺在40余年之間，買賣兼并土地1.791.5畝；浙江天童寺有田13000千畝，跨三都五縣，有莊園36所；山東長白山醴泉寺有莊園15所。甚至出現“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于寺觀，吏不能制”的局面。

　　入宋以后，隨著城市的繁榮、城鄉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禪宗寺院的經濟生活也進一步世俗化。北宋皇家寺院相國寺，在寸土寸金的開封城占地540多畝，中間有萬人廣場，每月開5次“萬姓交易大會”，進行商品展銷。其中生活用品、手工制品、珍禽異獸等應有盡有。除此之外，許多寺院還以碾房、店鋪、倉庫等服務性商業項目擴大贏利，甚至以當鋪、高利貸等項目經營盈利。

　　然而寺院占據社會生產資源日益龐大，卻又因各種特權不能為朝廷所用，甚至有寺院曾聯合武裝勢力進行反叛。這時候古代統治者便不得不采取強力措施打擊寺院經濟，如此便有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四次大規模滅佛運動。其中北周武帝滅佛后，“民役稍息，租調年增，兵師日盛”，確實取得相當的成效，然而佛教作為一種中國化的意識形態，卻也從未因物質毀滅而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