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大事在于農，農是中華文明的立根之基。中國幾千年的鄉土生活、農業生產，孕育了悠久而厚重的古代農耕文明；農耕文明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底色，積淀了寶貴的農學思想，傳承了中華上下五千年厚重的文化底蘊，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在世界農業文化史都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農耕文化的千年傳承

　　我國作為古老的農業大國，自古以來的社會經濟都與農耕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說中華文明是在農耕文化的根基上產生和發展而來的。

　　關于農業的起源，在中國歷史上有著種種傳說，有的說農業起源于神農氏，也有的認為是烈山氏或炎帝之子發明了農業，以及周人先祖開創了農業；其中司馬遷曾在《史記.五帝本紀》中黃帝篇寫到“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認為農業起源于黃帝。

　　不過在當代考古學家的研究中表明，農業起源于新石器時代，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以游牧為主的經濟類型，一種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類型。農耕文化的技術的發展受環境區域的影響極為明顯。社會生產關系因素，氣候、水源、土地、土壤、植被以及人口等環境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耕技術的發展。

　　農業的起源必定伴隨著栽培植物的誕生。因而，居住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中原人民，發明了粟、黍等旱地農作物；而居住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南方人民，則發明了水稻農業。經過不斷的發展和演變，逐漸在我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大農耕文化，即以華中華南地區為主的水稻農業；以華北、東北、西北東部地區為主的旱地粟作物農業；而在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一帶地區則形成了以狩獵、畜牧兼營的農業特色。

　　夏商周時期，中國進入了青銅時代，青銅文化的出現，直接推動我國原始農耕文化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青銅、制陶技術的相繼誕生，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物質生活需求，也更為廣泛的遺存了中國原始的農耕文化。其中，興隆溝聚落遺址中就發現了三期文化遺存，分別為興隆洼文化中期、紅山文化晚期，以及夏家店下層文化。出土的遺址中炭化的粟粒、黍粒等中國北方最早的旱作谷物，以及南方地區原始栽培的稻作谷物，數不勝數。

　　但是隨著農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在社會利益的驅動下，除了商業手段，武力掠奪成為了財富積累和占有的主要手段。規模巨大的戰爭綿延不斷，也在客觀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經濟、農業等方面的互通，農業文化的發展也產生了新的布局和改組。

　　農業的發展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春秋戰國時期，農具從木頭、石頭發展為了鐵器、金屬制品，原始的刀耕火種變成了鐵犁牛耕。戰爭的推動下，各種農耕器具不斷誕生，農業得到了有效的發展。隨著水利設施的出現，農業產量大幅提升。

　　到了秦漢時期，農耕經濟作為當時社會的主要生產力，農業的發展也更為專業，官府的有效組織，有紀律的管理開發，是中國古代的農耕經濟進入了繁榮時期。“沃野千里，谷稼殷積，牛馬街尾，群羊塞道”的興盛景象，為今后中國2000多年的農業經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農耕文化、游牧文化之間的對立與融合

　　中國是世界史上最大的農業國家，農耕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既是國人立身之基業，也是統治者治國之根本。在中國的農業發展史上，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之間有著特殊而深遠的聯系。

　　游牧部落出現于原始農業發展較晚的階段，逐漸形成了游牧民族。主要分為東胡、匈奴、突厥三大系統，位于中國北部的內蒙古自治區，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在此活動較多。游牧民族作為一個極具創造性的民族，世代“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在中國歷史上同樣有著重要的文化地位。

　　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所形成的的兩種經濟類型的民族，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農耕文化在中國古代農業中占據著核心和主導地位，因此，農耕文化對游牧文化所產生的的影響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在中國悠久的農業發展史中，游牧文化同樣對農耕文化起到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在社會經濟的不斷推動下，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間，形成了在經濟上彼此依賴的關系。農耕民族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是游牧民族所需要的，同樣游牧民族的牲畜和畜牧產品是農耕民族所希望獲得的。

　　但由于地域文化種種差異的影響，這種正常的經濟往來常常受到不同的阻礙，于是戰爭成為了滿足需求的主要形式，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間的經濟聯系和矛盾斗爭，在地域文化的沖突中，互相競爭。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與發展。農耕文化更是在全國農業生產中得到了大趨勢的發展，規模不斷擴張，影響著整個社會的政治、文化和經濟。

　　農業經濟基礎上的耕讀文化

　　農耕文化自古以來都在中華文明上都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周書》上有言“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可見，中華民族在伏羲時代，就有了在自然和天地文物之間學習農業的耕種意識，隨著農業文明的不斷發展，耕讀文化在中國傳統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得以建立，形成了以“耕”為手段，“讀”為價值核心，為生存而耕，為濟世而讀的微觀教育形態。

　　耕讀作為一種價值觀念，在春秋時期已經興起，管仲將人民劃分為“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孔子又在此基礎上進行強化，認為“耕”是農者的事情，而“讀”是君子的追求，二者不可兼顧。孟子也進一步弘揚了孔子的思想，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因此，在春秋時期耕讀的觀念是相對立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念就是在此時形成的。

　　唐宋以前，中國依舊存在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固定的職業和等級畫風，士、農之間很難互相融通，但也存在部分半耕半讀的人群，他們主要集中于少數的隱士和學生身上。其中較為熟知的有“躬耕于南陽”的諸葛亮，“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等等。

　　朱熹曾言“予聞古之所謂學者非他，耕且養而已矣。”，讀為主耕為輔，是這一時期耕讀文化的主要特點。隨著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實施，以及唐代中后期門閥士族的土崩瓦解，士、農的相互融通成為可能。“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平民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半為儒者半為農”，而落榜子弟依舊可以回到鄉村過著半讀半耕的鄉居生活。“耕讀傳家遠，詩書繼世長”，逐漸成為了中國鄉土文化的一大特色。

　　到了宋代時期，耕讀文化逐漸走向成熟。耕是生存之本，讀是精神之需，兩者相輔相成，呈現出全民化的趨勢。士大夫階層也不再以耕作為恥，農民階層也不再以讀書為無用，“世多多才翁，誰識識字農”，士大夫讀書之余會去耕作，而農民階層耕作之余教導子弟讀書，耕讀文化作為明人倫，正家風的社會風氣，受世人所追捧。蘇軾就曾自稱為識字的耕田夫，陸游的詩中也有言“頹然靜對北窗燈，識字農夫有發僧”。

　　耕讀文化在村社廣泛傳播開來，宗法氏族又以派別形式，形成了亦耕亦讀的文化模式。傳統的耕讀文化興盛于唐宋科舉制度的建立，而宋代之后，世家大族的建立，為耕讀文化的傳承和延續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制度保障。而古代的鄉紳，他們可能是隱居鄉村的名士大儒，也可能是科舉落榜的士子，或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鄉紳作為一個似官非官，似民非民的典型代表，不僅是知識文化的先進分子，也是道德文化的楷模，更是耕讀文化的躬行者、引領者和推動者。

　　雖然耕讀文化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宗法氏族的沒落、鄉紳階層的消亡，出現了顛覆式的社會變化。但是作為一個以農立國，以禮治國的民族，耕讀文化以其豐富的價值觀念，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更是根植于百姓生活的時代精神和文化特色。在新與舊的碰撞之中，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耕讀文化與時代精神、地方特色的融合，更是保護、傳承、重塑新時代耕讀文化的核心要素。

　　農耕是衣食之源，文明之根。中國的農耕文化以其獨特的文化價值和人文價值，向世界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無窮魅力與風采。農業的發展、開拓、繁榮，是中國開創性的文化之源，繼承和弘揚傳統農耕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