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加速了社會數字化進程，也使老年人的數字化生存和發展成為后疫情時代社會治理的關注重點。老年社會治理不僅要關注數字鴻溝問題，更應轉向以積極老齡化視角滿足老年群體對數字紅利的多元化需求。它要求創新媒介社會一體化語境下的社會治理體系，發揮智能信息傳播在精準滲透、主體協同、功能耦合與場景附著等方面的社會治理優勢，在社會治理生態、產業生態、智能文明生態等維度，構建更積極、更包容的老年數字社會生態體系。

　　構建老年社會輿論引導平臺

　　社會治理生態層面，實現全媒體傳播體系與現代社會治理體系的深度融合。由各種智能媒體平臺、形態和功能組成的全媒體傳播體系已經滲透在社會的方方面面，成為輿論引導、網絡安全、數字經濟發展、智慧城市建設和數字生活的有力保障。從生態角度看，全媒體傳播體系與現代社會治理體系有深度融合的可能，智能媒體是人與社會在特定場景中進行互動的網絡節點，在確保信息、數據、價值等在生態中的有序流動、順暢溝通和精確治理，確保社會治理由場景化向生態化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智能媒體參與的老年數字社會生態建構，需要將全媒體傳播體系化，其核心路徑是在大量占有用戶和數據資源的基礎上實施“軟硬兼施、合縱連橫”策略?！坝病笔峭ㄟ^與電視、手機等廠商合作，構建媒體內容平臺，打造老年用戶內容消費的入口；“軟”是通過信息生產和聚合，打造品牌力和公信力，增加老年用戶黏性；“合縱”就是通過區縣融媒體中心等接入廣泛的政務、服務資源，發展以本地養老服務為基礎的O2O業務；“連橫”就是利用社交媒體平臺充分發揮老年人主動性，鼓勵有精力、有服務意愿的低齡老年人參與社區管理與決策，構建一體化的老年社會輿論引導和公共服務平臺，增強老年人的社會參與感和自我效能感。

　　基于此，“智能媒體+老年社會治理”為基礎架構的全媒體傳播生態，應當包括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協同發展的全媒體矩陣平臺、云媒體內容集成服務平臺、智慧城市綜合應用數據平臺。此時，智能媒體不再作為一種具體的媒體形態或工具，而是作為“基因”嵌入大眾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人際傳播交叉疊加的復雜網絡，成為老年數字社會生態的有機組成部分。

　　保障老年人個性化服務需求

　　產業生態層面，推動智慧養老經濟發展。智慧養老經濟是以數字經濟、場景經濟、體驗經濟為先導的經濟，是未來老年數字社會發展的重要形態之一。智能媒體以其廣泛的用戶和關系資源、強大的計算和分發能力，與不同產業、經濟形態乃至經濟場景之間互動融合，成為智慧養老經濟重要的結構性因素，主要體現在需求引領、場景驅動、技術賦能和跨界合作等方面。

　　當前，由于數字技術與養老服務之間融合深度不夠，智慧養老面臨技術開發和服務推廣“需求響應”的雙重阻隔難題。智慧養老服務產品的設計開發要以數據為基礎，構建智慧養老在供給和需求層面的精準識別體系，以精準的適老信息產品滿足不同信息階層老年群體的精細化需求，拓寬智慧養老在老年人生活中的“感受度”，提高智慧養老在不同場域、人群和地區的可及性和適用性，以“數字包容”協助老年人破除“數字鴻溝”。此時的智能媒體將成為后疫情時代社會治理的信息化平臺，實現跨部門、跨層級、跨業務全面信息共享，促進智慧養老資源優化配置，形成“一個平臺、多方匯集、共同推進”的社會治理模式。

　　豐富的場景資源是智能媒體的優勢，場景成為信息、需求、關系和服務的連接邏輯，不斷挖掘老年人潛在的需求和價值，催生新的老年經濟形態，也逐漸成為老年社會輿論引導和社會治理的重要延伸。例如，可以通過智慧社區中心系統，將老年人的需求端與電子商務平臺、相關商家與養老服務機構相關聯，打造“微菜場”“微日托”“微養老”等“15分鐘生活圈”，保障老年人個性化、場景化的服務需求?？梢园l揮智能媒體的信息聚合優勢，依托養老服務數據庫、信息網絡和數字處理技術，建立高效、開放的集成平臺，將養老服務供給側、需求側、養老配套服務和監管等多元主體納入進來，激發智慧養老服務的積極性、有效性和創新性。

　　促進老年數字社會倫理建設

　　智能文明生態層面，促進老年數字社會倫理建設。老年數字社會潛藏著一定的倫理風險，如人機交互模式下的安全失控、主體識別困境下的責任模糊、老年信息階層的固化以及智能技術支配下的主體迷失等。這些風險的產生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如過度強調流量邏輯和智能算法，會導致人機關系的錯位和人的主體性異化，甚至演化成一種生命權的不平等。

　　針對以上問題，首先，應當彰顯“以人為本”的價值內核，尊重老年人的主體地位。老年數字社會倫理風險的本質是技術理性對價值理性的僭越，對此應當回歸人文主義的價值理性，堅持一切以人為本，將生物智能的環境感知、記憶、推理和道德判斷，與機器智能的搜索、計算、分發能力結合起來，將人的道德標準和人類文明納入智能設備和算法的標準。例如，我們可以將健康碼這樣的智能技術發展為老年人個人化的健康集成服務平臺，建立起從“芯心相聯”到“心心相印”的通道，創新人性化的社會智能治理方式。

　　其次，加強倫理規制與制度建設。借鑒比較成熟的阿西莫夫定律、阿西洛馬人工智能原則等，加快開發適用于老年數字社會治理和智慧養老場景的倫理規范體系，將孝養倫理和智能技術倫理充分融合，考慮老年人的特殊屬性。要明晰老年數字社會不同主體的責任邊界，以數字包容理念賦予老年人新型信息數據權利，如免受算法支配權和智能算法決策解釋權，確保老年人自主決定權不受侵害。

　　最后，推動技術融合創新，提高智慧養老產品的安全性。從技術角度看，要規避智能技術“越位”的風險，防止技術目的凌駕于人類目標之上，需要通過數字素養提升、人機協同設計，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的障礙。從公共責任的角度看，政府應積極主動作為，加大對智慧養老產品的政策投入、市場引導和行業監管，規避由“算法黑箱”等引發的技術脫韁問題，規避資本無限擴張帶來的產品在價值導向上可能存在的偏差。例如，政府可以及時發布智慧養老應用場景需求清單，從安全、出行、健康服務、智能相伴等方面引導企業創新技術和服務。

　　綜上所述，以智能媒體為核心構建老年數字社會生態體系，應該充分體現治理的人性化和多元化，以數字包容理念、全媒體傳播體系架構、養老服務場景和模式創新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老年數字社會生態，踐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重要理念，完善現代社會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