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谷，因商時為箕子之國，春秋時為晉大夫陽處父的食邑，故稱為“陽邑”；漢代設置陽邑縣，駐地為今陽邑鄉所在地。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城址向西遷10公里至白塔村，即今太谷區駐地；隋開皇十八年（598年）改為“太谷”，名稱沿用至今。

　　凈信寺則位于太谷區陽邑鄉陽邑村，即故時封地“陽邑”所在地。凈信寺坐北朝南，現存二進院，現規模形成于明正德年間，戲臺重修于清道光年間。

　　由南到北，山門之外為照壁，第一進院北側正殿為三佛殿，懸山頂，面闊三間，存有釋迦牟尼、藥師佛、阿彌陀佛等神像。正殿兩側分立有天王殿各三間，向南，東西兩側分立有鐘、鼓二樓；鐘樓上懸掛匾額，上書“鷺棲”；鼓樓上匾額上書“發鯨”。鐘鼓樓南側，分別是奶奶殿和灰泉殿。南側正中設置有戲臺一座，戲臺兩側開門。

　　三佛殿東西兩側設置有腋門，即可進入第二進院，二進院正北為懸山頂五開間大雄寶殿，關帝殿、公所分設于東西兩側，東西配殿各五間，內設隔斷，分為三殿，東配殿由北向南分別為普賢殿、觀音殿、狐突殿；西配殿由北至南分別為文殊殿、地藏殿、土地殿。各殿內均存有彩塑，彩塑質量參差不齊。東西配殿之南，各設有三間碑廊，碑廊內存在各代碑刻32通。其中有2通“唐碑”，以及若干清代民國捐資碑刻。

　　2006年5月，凈信寺入選為第6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隨后國家對寺內各處建筑及彩塑進行了修繕。

　　凈信寺內存有32通，兩通砂石質地的早期碑刻，碑面剝蝕嚴重，上刻有宋體“唐碑”二字，其中東側碑廊中“唐碑”提到了“武騎尉”等唐代官職、古地名“昌陽縣”等；對側“唐碑”點出了“陽邑”名稱來源，同時提到“我唐”、“我皇齊”等字樣，但未找到明確的紀年，因此暫時無法準確判斷其年代。

　　從其他明清碑刻中，可以基本理清凈信寺的修建歷史，根據天啟二年（1623年）的《補修陽邑鎮凈信寺碑記》可知，凈信寺“創自唐開元，重修于金大定”，明正德年間“以正殿作南殿，后補大殿、東西廊各五間，灰泉廟一間，樂亭一座。”該文字內容則表明在明正德年間這次大修中，凈信寺形成了現存的基本格局。

　　同時，大雄之殿琉璃脊剎背后有“正德十七年（1521年）”、二進院東配殿琉璃脊剎背后“正德十三年（1518年）”的題記也是對其“以正殿作南殿，后補大殿、東西廊各五間”的又一印證。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止于外兩廊舊址，建鐘鼓樓各一座”；萬歷丙辰年開始（即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將灰泉廟并樂亭悉毀之，于山門內東西創建殿宇各三楹。”從而形成了一進院內現有之規模。

　　凈信寺琉璃題記（共有三處，正殿由于背后環境較差，未采集圖片）

　　在此之后，天啟三年（1623年）磚砌天王殿；崇禎二年（1630年）繪制正殿冥陽水陸壁畫；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重建舞樓、門外照壁；雍正十三年（1714年）翻新正殿；乾隆元年（1736年）金裝神像；道光六年（1826年）對廟宇整體進行了補修、并整修了戲臺。

　　自此，歷史上對凈信寺的維護工作基本結束。

　　太谷，因明清時期經濟繁盛、晉商“縱橫歐亞、溝通南北”而聞名，甚至在民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在文章中將稱太谷縣城稱為“中國過去的華爾街”，其商業繁榮可見一斑。

　　在凈信寺碑廊內，存在有諸多修建廟宇捐資的名單，從清康熙年間的碑刻中，開始零星出現商人捐款的印記，至清乾隆年間人數進一步增加，到道光六年時，商人捐款竟達半數以上，足見商人經濟實力雄厚，當地行商巨賈數量之巨，同時側面也印證了太谷城市經濟發展與商業繁榮。

　　在凈信寺維修過程中，不僅使用了本地商人的資金，還向太谷以外、太谷人經商較多的地區進行募資活動。通過相關史料及論文的研究可以以看出，清乾隆年間太谷商人在沈陽城聚集，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商人群體，是清乾隆年間廟宇修建主要的外域募資場所。到清道光前后，太谷商人在經濟上的影響力達到了頂點，根據清道光六年（1826年）重建碑刻可以看出，為凈信寺重修而捐銀涉及到了北京、天津、河北、內蒙、陜西、河南、遼寧、吉林、甘肅、寧夏、江西等外省，涉及范圍之廣，捐款數量之大，都是對太谷商人活躍范圍、資產實力、桑梓情結的有力證明。

　　因此，在太谷商人財力的加持之下，凈信寺能留存下結構精巧、裝飾繁復的戲臺，數量眾多的彩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太谷商人通過長時間、大范圍的商貿活動，積累了大量的資本，為自身發展金融業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志成信是太谷第一家票號，隨其發展，志成信在全國眾多城市設立有分號，成為太谷金融業發展的代表，除此之外，太谷還有當行、錢莊等諸多金融產業，儼然成為“山西金融之中心”。

　　奈何好景不長，隨著清末外國資本涌入，外國銀行在華開展業務，加之國內時局動蕩，太谷票號在清末民初逐漸衰敗，曾經繁榮景象一去不再。這從民國時期凈信寺維修數量減少、維修規模縮小、商人參加驟減等信息中也可以窺探一二。

　　敘完經濟，回眸一望，就又會注意到那座如雙翅撲展，振翅欲飛的戲樓。這座戲臺修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根據碑刻《誥授中憲大夫侯銓同知加二級大徑杜公獨修戲樓碑記》記載可知，村內當時意欲重修戲臺，但是資金不足，此時杜大徑率領其子、侄慷慨出資，傾囊相助，并帶動鄉人“踴躍樂從”，花費巨資將戲臺整修一新，最后自己也“因善降福”。

　　其實，這只是一個縮影，在山西無數廟宇背后，這樣的故事不勝枚舉。從一個方面來看，這是當地鄉民故土情結的一種生動體現，是衣錦還鄉、小有成績后的回饋鄉里。這也同另外一通碑刻的“陽邑自昔稱仁義鄉，風俗謹樸，人情敦厚，為太谷四鎮之一”形成了一定的呼應，在晉商核心區域，在印象中應當是秉持著“誠實守信、開拓進取、和衷共濟、務實經營、經世濟民”的“晉商精神”，應當是“仁義”的代代傳承，在太谷當地的一些現代企業中，我們可以看到新時代新晉商的新風貌，這是古老晉商精神的時代體現。

　　奈何，其中的不足也需要承認，可以感受到一些鄉民對外地人的偏見與宰割心理，再回望過去晉商誠信重義的精神風貌，心中難免會些落差。誠然，“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筑，某些消極因素的產生，也有其存在的原因和道理，終究會化作歷史的一筆，隨風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