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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皇家園林在整個中國園林體系中起源最早，地位最高，建構最為壯觀，藝術價值也最高。任何藝術都有它的文化基礎，本文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原始游牧遺風、“仁學”思想、皇權觀念、宗教信仰、行樂意識、隱逸情結諸文化因素論述它們對中國皇家園林藝術體系構建的重要作用。
我國的古典園林藝術，自商周至明清，經過數千年的不斷探索與創作，在歷史上呈現過許許多多的名園，總結出了一套相當完備的建筑藝術經驗，構建了一個民族風格極為鮮明的園林建筑藝術體系。我國古典園林建筑所體現出來的那種人與自然和諧統一、情景交融的優美境地，在世界園林建筑藝術中獨放異彩。
建筑風格與民族文化基礎息息相關。中國古典園林大致可分為皇家園林、私家園林、寺觀園林和邑郊風景園林四大類，其中皇家園林在整個園林體系中起源最早、最為壯觀，在園林中地位也最高。皇家園林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既有一以貫之的地方，也有不同時代的烙印。本文試圖從傳統文化與園林藝術的關系出發，揭示中國皇家園林藝術的文化基礎，以期對中國皇家園林藝術以及整個古典園林藝術有更深的理解。
一、原始游牧遺風的影響
中國皇家園林起源于何時尚不可考。據記載，最早的園林是供君主游獵的場地。夏代的第一任君主啟就比較喜歡打獵，啟的兒子太康帶家屬到洛水北岸打獵，接連幾個月，結果連國家政權也被后羿奪走。《夏書•五子之歌》所載“太康尸位以逸豫，乃盤游無度，畋于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說的正是這件事。打獵原本是人類早期獲得食物、維持生命的主要手段，但此時對最高統治者而言，打獵的目的已不再是為了謀生，而是為了消遣，一種野蠻和殘酷的消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統治者都有打獵的喜好，就有必要準備一塊適宜打獵的場地，
這就有了最早的園林——囿，即有計劃地在大自然中非常簡單地圍出一塊氣候宜人、有山有水有樹有草有獸有鳥的用地，作為君主的專用獵場和休閑的去處。后來還在囿中筑起了固定的住行起居的設施，包括君主家屬和隨從的住房等，從而具備了離宮式園林的基本特征。從歷史記載看，這種情形在商代已具雛形。《史記•殷本紀》載：帝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于是“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盈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紂時疆域，“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3]。這種離宮別館式的園林風格后來被廣泛應用到君主的宮廷建筑大環境中，成了可居可游可觀可行的大型皇家園林，從而開啟中國古典園林建筑藝術的先河。
二、“仁學”思想的影響
仁是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觀念。“仁者愛人”，所以“仁”的核心是指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我國皇家園林建筑指導思想在周初有了一個較大的變化，即將以仁為核心的政治理念引入園林。較早記載我國修建皇家園林的是《詩經•大雅•靈臺》：“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于魚躍。”這些詩句，反映出周文王經營的園林有“臺”有“囿”有“沼”，即臺、囿、沼三位一體的建筑特色。臺用以“望氛，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囿用以養禽獸；沼用以養蟲魚。而這首詩所歌頌的是民眾樂文王之有德，甚至澤及鳥獸昆蟲的情形。正由于此，《說苑•修文篇》說：“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積仁也。”也正因為周文王的仁政思想和政治行為得到了老百姓的贊同，修建靈臺的工程進行得既快又好。周文王修靈臺，也可作為施仁政的一個組成部分。“勞民而不怨”，這是一種什么境界啊!老百姓或入園砍些柴草，打只兔子什么的，也不受處罰，這“方七十里”的“囿”，實際上是“與民共之”。周文王的仁愛還推及鳥獸，以致園林內的鳥獸成群，人來不驚，成了一座原始的動物園。這時的囿，和夏商時代充滿殺戮氣息的囿已有天淵之別。
三、皇權至上觀念的影響
帝王作為人間的最高統治者，需要從多方面表明自己是至高無上的，借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這種心理在園林建筑上的表現則是強調“宏大”的特征。荀子說：“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候，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此者也。”其中“臺榭甚高，園囿甚廣”云云，正說明這個問題。正是在這種心理和特權的支使下，歷代皇家園林建筑，以追求“宏大”為特征。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后不到12年時間里，造離宮達五、六百處，在上林苑建造宮苑合一的阿房宮時動用民工70萬人，建成后“覆壓三百余里，隔離天日”。隋煬帝的西苑“周二百里”。
北京天壇的祈年殿是明清兩代祭天的場所，遵照“敬天禮神”的思想原則設計，曾是北京規格最高、高度最高的建筑之一。圓明園既吸收江南風景與園林的精華，又根據北方的氣候地理條件加以仿建，構成不同景區的壯觀多姿的離宮型皇家園林。它經過一百五十多年的營建，周長10公里，占地五千多畝，雖然面積上遠遜秦漢，但仍是當時世界上最壯觀的皇家園林。它至高無上的規格也是不容他人超越的。清嘉慶年間直隸總督胡季堂彈劾和的20條大罪中第13條大罪就是“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烏瑤臺無異，不知是何肺腸!”就這一條足可定死罪。皇家園林的門禁極嚴，除工作人員憑腰牌按指定門戶出入外，連王公大臣不經傳召也不準入內。乾隆皇帝的侄兒果郡王永私入清漪園藻鑒堂游玩，案發后受到嚴厲懲處，“不必在內廷行走，仍罰俸十年”，實際上被取消了皇室內部的參政權利。
四、神仙信仰的影響
秦漢時期，追求一種戰國以來流行的求仙幻想長生不老的理念。人登極位，唯一難與百姓區別的是年齡不斷增大，日復一日走向生命的終點。于是，延長生命，幻想長生不老成了最高統治者最大的需要，想求得仙藥永遠活在仙境中，成了皇帝最大的追求，并不惜付出最大的代價——從秦始皇到唐太宗無不如此。在這種荒誕思想的支配下，皇家園林在追求宏大廣博的基礎上，形成了“一池三山”的建筑模式。據《史記》載：秦始皇聽信方士“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的誘惑，派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出東海求不死之藥。此外，還在咸陽“作長池，引渭水……筑土為蓬萊山”，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人造仙境。
漢武帝在求仙方面較秦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在修建宏大的離宮建章宮時鑿太液池，池中筑蓬萊、方丈、瀛洲三島，儼然是一個摹擬的海上仙境。秦漢時期開始的“一池三山”園林建筑模式，目的是祈天求仙，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享受。同時，這種“一池三山”的模式，也奠定了隋唐以后園林以山水為主體的基本格局。如隋煬帝在洛陽興建的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仍筑三山，內造十六院，或泛輕舟畫舫，習采菱之歌，或飛橋閣道，奏春游之曲。”如此建筑模式，可以看作是對秦漢“一池三山”園林建筑模式的變通。我國現存的《唐人宮苑圖》中，層疊的山石、樹木、樓閣清晰可見，幽境中嚴整的宮殿臺閣、水榭朱欄，猶似仙境。諸如此類，無不說明神仙信仰對中國皇家園林建筑模式的影響。
五、縱情淫樂思想意識的影響
“富貴思淫欲”是人之常情。各朝的帝王，越是末期的越貪求淫樂，以致亡國。這種縱情淫樂思想意識在皇家園林的修建中也有很強烈的反映。商紂王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云氣”；擴建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大聚樂于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以至民怨鼎沸。春秋時的吳王營姑蘇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亙五里，崇飭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造千石之鐘。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龍舟，舟中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后來重蹈覆轍者，代不乏人。雖然這些縱情淫樂君王的園林建筑增加了老百姓的負擔，但在造園的藝術性上卻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六、山水自然審美意識的影響
中國審美意識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那就是對于山水自然的審美嗜好。其時士人追求一種清逸的山林之樂，即所謂“山水有清音”。他們探求自然山水美的根源與本質特征，創作山水詩畫，從而促進了園林再現自然山水美的審美需求和園林建筑風格的顯著轉變。
魏晉南北朝莊園經濟發達，私家園林興盛。私家園林注重選擇自然風景優美、富有自然野趣的環境建別墅型園林，從而使園林建筑藝術走上提煉、概括自然山水美的園林建設新階段。謝靈運莊園建設模式，可作為這方面的代表。他在《山居賦》中自敘其莊園建設模式時說：“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筑講壇，傍危峰，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高木，納萬代之芬芳。”正由于此，謝靈運莊園被《宋書》作者譽之為“盡幽居之美”。
六朝的皇家園林受此影響，也崇尚自然，追求“林泉之趣”、“田園之樂”、講究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的造園風格，《世說新語》有則記載說：晉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說：“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按，據《洛陽圖經》：華林園，曹魏時建的著名皇家園林，在洛陽。晉簡文帝入華林園，即有莊子與惠子游濠梁魚樂的審美情趣，并說入華林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則魏晉皇家園林崇尚自然美，追求林泉之趣的藝術風格于此也可見一斑。這對于后來所建的大量離宮別館也追求再現自然的山水審美理念以很大的影響。
七、佛寺、道觀建筑思想的影響
佛道教的園林建筑風格對我國的園林藝術有重大影響。佛寺道觀往往選擇地理環境優美或險要的地方，以象征自己的超凡脫俗。慧遠是晉代的高僧，據《高僧傳》本傳：慧遠在廬山建東林寺，“創造精舍，洞盡山美，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云滿室。復于室內別置禪林，森樹湮凝，石徑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這種為人們所幻想，所追求的神仙生活境界，慧遠則變成了現實。又如宋徽宗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多才多藝的皇帝。
他崇尚道教，自稱為“道君皇帝”。除書畫以外，宋徽宗對園林藝術的發展也有很大的貢獻。宋徽宗于政和年間命太監在汴京宮城東北角壽山建皇家園林“艮岳”。他把道家對自然美的認識與追求，自覺地移入園林創作之中，一水一石一草一木，都經過精心設計，巧妙裝點，以十分靈活、多樣的手法創造出一種新的皇家園林風格。它主要通過纖巧輕雅的風格創造秀美的意境，與秦漢時期追求宏大壯麗的美學意識形成鮮明的對比，對后世的影響很大。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的皇家園林建筑藝術是深深地根植在民族文化基礎上的。清代的承德避暑山莊著名的七十二景成功地利用自然環境，動靜交呈，聚散得體，因山構室，順勢開路，理水導流，泉、瀑、潭、河、池、湖組成不同水景，綠樹芳草環繞的亭軒堂舍與遠山近水的自然環境渾然一體，成功地將自然美與藝術美融而為一。
圓明園基本上是在平地上挖池造園的水景園。雍正以后，乾隆多次下江南，命造園匠師盡收江南風景及園林精華，根據北方氣候地理條件在圓明園中移天縮地，精心加以仿作，著名的有四十景。園中景與景之間既自成體系，又互借陪襯。由于它們繼承了我國造園藝術的精髓并加以再創造，而成為代表中國古典園林藝術最高成就的作品。(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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