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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是作家魯敏對抗虛妄的一種方式，當年把她從枯燥的郵局工作中拯救出來，如今，她更愿意“以小說之虛妄抵抗生活之虛妄”。她企圖收藏人心與人性，觀看人的攀升與跌落，并把一切納入文學
長篇新作《奔月》出版之后，作家魯敏去清華大學演講，演講題目原定為：我以虛妄為業。有學生反映題目太灰色，遂改為：虛構花朵，人間顏色——魯敏創作分享會。
改了6稿的《奔月》出版后，登上了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圖書評論協會等各大好書排行榜。故事的主線是一位城市中產企圖逃離虛妄生活的嘗試與失敗。從一輛開往梵樂山的旅游大巴意外墜崖展開，女主角小六在這場事故中消失了，生不見人死不見尸，只留下散落滿地的物品。丈夫賀西南不愿相信她已死，開始尋找她的下落，卻漸漸揭開了小六隱藏在溫順外表下乖張不羈的多重面目。與此同時，小六以無名之軀來到了完全陌生的小城烏鵲。故事就在這兩個時空中交替上演。
小六是魯敏的小名，這本新長篇似乎成為了魯敏對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種隱喻，她在書的背面手書“我要從這個世界消失，我要我是我自己”。
精神世界的想要逃離與單調生活的舒適糾纏不清時，寫作就成了魯敏的解決之道。像作家納博科夫酷愛收藏蝴蝶一樣，魯敏有個不太敢張揚的野心，她很想收藏“人”。人性，人心，人的傷疤，人的靈魂，人的失足，人的攀升……她對“人性的一切”有著貪婪般的好奇。寫作就是對人性的探測，她愿窮其一生，哪怕只碰到人性的冰山一角。
從25歲決意寫作，到在《收獲》《人民文學》等主流雜志發表大量作品，并獲得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獎的肯定，魯敏經歷了投稿、發表、選刊、獲獎等“非常老實、非常典型”的寫作生涯。但在寫作領域上，她則從文學意義上的家鄉“東壩”系列轉向了“城市暗疾”“荷爾蒙”系列的城市書寫。
以小說之虛妄抵抗生活之虛妄，這是魯敏20年創作生涯中日漸堅定的信仰。在魯敏看來，眾生來于塵、歸于土，生活虛妄是鐵一般的事實。但她并不認為虛妄是灰色的：虛偽的虛，狂妄的妄，加在一起既不虛偽也不狂妄，它是中性的。
作家夢
那年秋天的一個午后，魯敏在電腦上敲下了四個字：尋找李麥。這是她描寫適婚少女愛上同性的第一篇小說，也是她作家夢的開始。
那是1998年，魯敏在南京市郵政局做秘書的第8個年頭。辦公室在17樓，快要下班時，她站在窗前發呆，陰沉低垂的浮云下面，南京城盡收眼底。小販、警察、送水工像螻蟻一樣腳步匆忙，每個人似乎都有隱秘的感情和身世。
她厭倦了這樣日復一日的枯燥生活。強烈的焦灼感突襲心頭，如“驚濤拍岸”。她渴望尋找一條繩子，把自己從虛妄中解脫出來，同時進入人們的秘密世界。《尋找李麥》在《小說家》的發表，為魯敏打開了進入秘密世界的通路。
而寫作的種子則來自于閱讀。早年，魯敏的父親在南京工作，母親在鄉下小學做語文老師。盡管獨自帶領兩個女兒的母親生活艱辛，但仍然給孩子們訂了各種雜志，《兒童文學》 《少年文藝》，甚至還有《外國文學》。
但那時候，魯敏最好的科目不是語文，而是數學。中考數學總分120分,她考了119分。她參加過物理競賽、化學競賽，唯獨沒有參加過作文競賽。中考填報志愿時，父親擅自做主為她報了江蘇省郵電學校，因為考上中專，農業戶口就可以直接轉為城鎮戶口，畢業之后還包分配工作。
為此，魯敏到郵電學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查字典，想看看自己將來能不能做一個知識分子。當時《新華字典》上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是：中專以上的知識程度可以叫做知識分子。她這個中專生“很勉強地”算是小知識分子。
郵電學校的四年青春期里，魯敏沒有戀愛，也不化妝，只是躲在學校“小得可憐的”圖書館里讀書、抄書，抄得最多的是泰戈爾和聶魯達。
同時，她還自學各種各樣的課程，有一種對課本知識的“病態追求”。那時，同學之間互相寫信，但凡只要看到信封上“大學”那兩個字，哪怕是再普通的大學，她都羨慕不已。一年之后魯敏開始拿到工資了，第一個月工資84塊錢，那84塊錢拿在手上，她卻覺得非常羞恥，“別人在課堂里學習，可是我居然在掙錢。”
當然，她最終還是按部就班、像所有和生活妥協的人一樣開始工作。畢業后，剛滿18歲的她順利地被分配到了南京郵局工作。在這里的15年，她幾乎把營業員、勞資員、團總支書記等基層工作做了個遍。
與文學最親密的一次接觸是在1993年。
當時的魯敏還在郵局前臺做柜員。有一次，像往常一樣，她在柜臺下面的抽屜里藏一本書偷偷看。有人跑到柜臺邊，輕輕地說，我想要買一張古人對弈圖的郵票。魯敏心想，不就是寄個信嘛，還講究地要古人對弈圖。抬頭一看，是作家蘇童。當時，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被改編成了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國內外風頭無兩。魯敏自己也讀過蘇童很多作品。
但那一刻，魯敏沒有表現出對他的認識，只是冷淡地把郵票賣給他。她突然感到一種巨大的悲哀，“我這么喜歡文學，可我這一輩子跟文學最近的距離，是不是就是坐在郵局柜臺下面賣一張郵票給蘇童？”
后來，魯敏的長篇小說《此情無法投遞》發布會時，出版方請了蘇童前來站臺。魯敏對蘇童說，好多年前就見過你。蘇童不明就里，只是臉上掛著天真無辜的笑。
讓魯敏感到自己適合寫作的還有幾件小事。
有一次，魯敏在國際長話柜臺值班。當時打國際長途電話，得先交押金，有個人給了50塊錢押金，最后魯敏卻給了對方100塊的回執，到晚上結賬時才發現問題。上世紀90年代初期，50塊錢可是魯敏大半個月的工資。同事帶著魯敏按照業務單上留下的地址居然找到了對方。一開門，魯敏就聞到了稀飯、醬咸菜的味道。屋里到處放著襯衣、鞋子等物品，“是一種被外人突然闖入、來不及收拾的場景”。魯敏記得自己當時站在門口、只踏半只腳進去，有種被這場景“所擊打的強烈感覺”，心下琢磨，有了這一幕，50塊錢算什么。
不知為何，那場景讓魯敏覺得很動人，很真實，但是又很悲哀。“我覺得我很愿意，無數次地以不速之客的方式闖入別人的生活。印象之深，我到現在都記得，我記得我那樣由衷地感到高興，因為那50塊錢把我帶到了這個地方。”
做秘書的8年時間里，活動很多，要寫各種各樣的動員報告、慰問信或者是剪彩致辭。為了幫助自己“入戲”，替局長寫文稿的時候，她就立刻變成一個局長，指點江山、俯視全局。“比如說要做一個裁員動員報告，我會把裁員這件事說得所有人都會覺得我們企業就應該裁員，并且他就應當主動離開、去開始新的人生。有一次局長還說呢，我念你的稿子恨不得停下來說這個稿子寫得真好啊。”多年后，魯敏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這一切都讓魯敏更相信自己或許可以真的成為一名作家，她與文學的距離遠比賣給蘇童郵票要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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