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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中國大地上，伴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滋長，啟蒙思潮在思想學術領域萌發涌動，涉及一切文化領域。許多著名思想家，盡管生活遭遇不同，活動地域不同，學術研究領域不同，在同一歷史潮流激蕩下，迸發出共向心聲，協奏著一曲啟蒙思想之歌。王船山的哲學，顧炎武的經學，黃宗羲的史學，方以智的質測之學，傅山的諸子學，唐甄的社會政治學說，都為啟蒙思想推濤助浪，各自作出了自己的理論貢獻。
這股啟蒙思潮反映了明清之際的社會風尚。唐甄曾生動地描述說：“天地之間，無形而速動者莫如風。起于幽陸，至于炎崖，偃靡萬形，鼓暢眾聲，無一物之不應者，惟風為然。人情之相尚，或樸或雕，或鬼或經。忽焉偏于海隅，改性遷習，若有物焉陰率之，而無一人之不從者，亦猶風之動于天地之間也。是故天地之吹氣，謂之風；人情之相尚，亦謂之風。”（《潛書，尚治》；古笈出版社1955年版第102頁。下引此書，只注篇目、頁數）啟蒙思潮在十七世紀的中國，有如一股颶風，對統治中國數百年的宋明理學作了有力的沖擊。
這股啟蒙思潮是明清之際時代精神的精華。在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后期，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極端尖銳的歷史條件下，地主階級政治反對派的革新思想，反對封建統治的農民革命思想，同反對清初民族高壓政策的民族主義思想，相互激蕩，殊途同歸，形成一支新思潮。通過唐甄思想的剖析，我們不難發現這一思潮的某些基本特征。
民本主義的社會政治思想
唐甄于順治丁酉（1675）年中舉后，任過山西潞州長子縣知縣?；孟朐趶恼杏兴鳛?，實現其富國富民的抱負。但為官僅十月，即被免職，從此潦倒終生，個人政治抱負的破滅，明末農民革命思想的影響，和明王朝覆滅的歷史教訓，使唐甄對當時社會矛盾有較深層次的認識，他關心國是，提出一系列拯救社會的政治主張。
唐甄極力倡導“民本”思想。這是他用以批判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的理論核心。他說：“太山之高，非金玉丹青一也，皆土也；江海之大，非一甘露醴泉也，皆水也，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堯舜之為君，茅茨不翦，飯以土簋，飲以土壞。雖貴在天子，御制海內，其甘菲食，暖粗衣，就好辟惡，無異于野處也，無不與民同情也。”（《抑尊》，第67頁）“民為邦本”，是中國可貴的思想傳統。唐甄在明末農民起義推翻封建王朝的壯舉激勵下，重新闡發這一傳統思想，并賦予新的時代意義。在“民本”思想主導下，唐甄對封建專制君主的批判，比歷史上其他進步思想家更為激烈。他是啟蒙思潮中批判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的猛士。
一則日：“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不論歷史功罪，一語罵盡千古帝王，當然是偏激之論。從“民本”原則看來，卻一語道出封建君主的本質。他論證道：“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室語》，第196頁）。因此唐甄認為封建帝王個個都是吃“人肉”養肥的。“覆天下之軍，屠天下之城，以取天下，是食天下人之肉以為一人養也。”（《止殺》，第198頁）。
再則曰：“周秦以后，君將豪杰，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婦子，皆其羊豕也：，把歷史上的帝王將相統統稱作殺人的屠夫，無疑是從“民本，主義立場觀察封建君主專制史的過激結論，然其結論不是毫無道理的。勞動人民在經濟上備受剝削，政治上慘遭屠殺。“處平世無事之時，刑獄凍餓，多不得畢命；當用兵革命之時，積尸如山，血流成河，千里無人煙，四海少戶口，豈不悲哉！”（《止殺》，第皿98頁）在他看來，封建國家養著大量軍隊，以維護獨裁統治。這些軍隊“過里而墟其里，過市而竄其市，入城而屠其城”（《室語》，第197頁），實是人民的大災難。不過，廣大士卒是無辜的，罪魁禍首就是君主。“大將殺人，非大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偏將殺人，非偏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卒伍殺人，非卒伍殺之，天子實殺之，官吏殺人，非官吏殺之，天子實殺之。殺人者眾手，實天子為之大手。”
唐甄尖銳地抨擊天子的罪惡，把批判的矛頭集中指向天子一人。他認識到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君主同人民的矛盾。人民的貧富、安危、生死大權，都操在天子手中。“治天下者惟君，亂天下者惟君。治亂非他人所能為也，君也。小人亂天下，用小人者誰也？女子寺人亂天下，寵女子寺人者誰也？奸雄盜賊亂天下，致奸雄盜賊之亂者誰也？反是于有道，則天下治，反是于有道者誰也？……海內百億萬之生民，握于一人之手，撫之則安居，置之則死亡。天乎君哉？地乎君哉！”（《鮮君》，第66頁）唐甄針對數千年來統治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這一核心問題，進行剖析，肯定封建君主是封建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人民同君主的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人民的貧富、安危、生死，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君主的政治措施所造成。奸雄亂國，盜賊造反，統統由君主的政治措施所招致。論點是激進的，分析是中肯的，立論宗旨在集中闡述“民本”主義的政治思想。
唐甄說：國無民，則無“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明鑒》，第108頁）就是說，邊疆離開人民就無從保衛，國庫沒有人民的租稅就無法充實，官吏沒有人民的血汗誰去養活？“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沒有人民的支持，任何王朝都無法維持?？墒欠饨ň髑∏擅镆暼嗣?，剝削壓迫人民。
要想緩和人民同君主的矛盾，實現“民為邦本”的原則，唐甄主張君主必須樹立“愛民”的思想，推行“養民”的政策，達到“富民”的目的。
首先，君主愛民，當如心愛其身。他說：“君之于民，他物不足以喻之。請以身喻民，以心喻君。身有疾，則心豈得安，身無疾，則心豈得不安，有找其身而心在者乎？是故君之愛民，當如心之愛身也。……茅舍無恙，然后寶位可居；蓑笠無失，然后袞冕可服；豆藿無缺，然后天祿可享。”（《明鑒》，第109頁）這段金石名言，是對明王朝在農民大起義中覆滅這一歷史教訓的深刻總結。盡管唐甄并不贊成農民起義，誣稱他們是“盜賊”，卻深刻地認識到農民生活環境的好壞，同封建國家的安危關系十分密切。茅舍的農民連豆藿之食都無法保障，帝王的寶位怎能安穩。分析是十分中肯的。
其次，愛民不是一句空話，要體現在“養民”的政策上。“古之賢君，養賢以圖治，論功以舉賢，養民以論功，足食以養民。雖官有百職，職有百務，要歸于養民。”（《考功》，第110頁）就是說，足食是養民的準則，能否養民是對百官“論功”的準則。君主若能用養民之官，行養民之政事，則天下自然太平。他說：“天下之官皆棄民之官，天下之事皆棄民之事，是舉天下之父兄子弟盡推之于溝壑也，欲治得乎？天下之官皆養民之官，天下之事皆養民之事，是竭君臣之耳目心思并注之于匹夫匹婦也，欲不治得乎！誠能以是為政，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考功》，第111頁）。
用養民之官，行養民之事，關鍵是對從事農業、手工業自然經濟的農民實行“無為而治”，讓農民自主地進行生產，不要橫加干涉。“陛下垂拱于上，百官修職于下，……無為而天下大治”（《格君》，第120頁）。“無為而治”的實質，一不要用繁重的賦稅掠奪農民，二不要用頻繁的搖役擾亂農事。“海內之財，無土不產，無人不生。……是故圣人無生財之術，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則財不句勝用矣。”（《富民》，第106頁）為了推行養民政策，天子重用的大臣必須以“勸農功、課桑麻”為職志。他說：“其大臣必用忠厚之人；其外牧必用慈惠之人，與我同憂，與我同愛。勸農功，課桑麻，厚蓄積，懲奢靡。雖有兇年，民不知災。谷不可勝食，財不可勝用，而天下大富矣。”（《厚本，第202頁）。
唐甄的政治主張，以民本主義為基本原則，垂拱無為者是其理想的君主；愛民、養民是其理想的政策；谷不可勝食，財不可勝用，是其理想的生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孟子“民貴君輕”，“制民之產”的理想作了具體闡發，賦予啟蒙思想的特色。但無可諱言，這不過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烏托邦，與封建君主談愛民養民之道，無異與虎謀皮。
崇本主義的經濟思想
唐甄生于明崇禎三年（1630），基本上是在農民起義的急風暴雨年代長大，對農民的生活處境及政治、經濟要求，有充分的理解。他在清初封建統治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站在封建階級立場，提出一些安定社會，發展經濟的主張，同民本主義政治思想相表里，竭力倡導祟本主義的經濟思想。主張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推行“富民”政策，藏富于民。認為只要農民安居樂業，發展生產，創造社會財富，社會自然安定，國家自然富強。
唐甄主張，立國的基礎“富在編戶”。他寫道：“立國之道無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國貧而可以為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為貧國。”他十分感慨地指出，可惜的是“國家五十年以來，為政者無一人以富民為事，上言者無一人以富民為言。”《存言》，第114頁）他特別指出：財富不在編戶，也不在國庫，大量財富為佞臣、臣室所侵吞，這才是國家衰敗的病根。“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為子孫，以四海為府庫，無有竊其寶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婦子皆寧。反其道者，輸于佞臣之家，藏于臣室之窟。蠹多則樹搞，癰肥則體敝，此窮富之源，治亂之分也。”（《富民》，第105頁）他看到佞臣、臣室吸民之膏血，竊國之府庫，農民不得安生，國家遭受蠹蝕，是釀成禍亂的經濟根源。
唐甄主張推行崇本主義經濟政策，實行一系列“富在編戶”的養民、富民措施，對小農經濟加以扶植。他以柳樹的生長為喻，闡明對小農實行扶植或挫折將是兩種結果。“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過三年而成樹。歲剪其枝，以為筐答之器，以為防河之掃，不可勝用也。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時，有童子者拔而棄之，安望歲剪其枝以利用哉！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絕之也。不擾民者，植枝也，生不已也；虐取于民者，拔枝者也，絕其生也。”（《富民》，第106頁）比喻何其生動，喻意何等深刻。
一、關于農業。唐甄用親身經驗，說明他當年在山西長子縣推廣蠶桑的好處。他看到長子縣璩里之民，由于種桑養蠶，則民富，一年的賦稅，五月畢納。未種桑之地，人民終歲無錢納賦，于是決心在宜于種桑之地，普遍推廣蠶桑。第一步，親自作動員工作“擇老者八人告于民，五日而遍，身往告于民，二旬而雄遍。”做到“一室言之，百室聞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欲之者。”（《權實》，第116頁）第二步，請熟悉蠶桑技術的老農去加以指導。“于務蠶之鄉，擇人為師，教民飼繅之法，而厚其廩給。”對技師給以優厚報酬。第三步，及時督促、檢查，縣令“省騎時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視其蠶之美惡。”最后，加以評比、獎懲。“較其絲之多寡，多者獎之，寡者戒之，廢者懲之。”（《教蠶》，第158頁）他不發公文布告，而親自下鄉督導；不憑空洞口號，而聘老農作技術指導。如此扶植貧困，深得民心。他說，為人民辦好事，官吏必須“身勞而信于眾，乃能有成。……是以治道貴致其實也。”（《權實》，第116頁）。
二、關于手工業，唐甄認為同樣應加以扶植。他根據親身的了解，講了一個虐取于民則絕其生機的事例。“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鐵冶，業之數世矣。多致四方之賈，椎鑿、鼓瀉、擔輓，所借而食之者，常百余人。或誣其主盜，上獵其一，下攘其十，其冶遂廢。向之借而食之者，無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此取之一室，喪其百室者也。”（《富民》，第106頁），這一小型冶鐵戶，吸引四方商賈，養活百十人。官僚豪紳，誣其主盜，肆意掠奪，一家破產，數十戶人流亡河漳之上，無法維生。這一幅觸目驚心的景象，說明對小農和小工業者，只顧虐取，不加扶植，對整個社會將造成何等的危害！這類事例，在封建社會何止千萬。
三、關于商業。同黃宗羲的“工商皆本”思想不謀而合，唐甄也主張農商并重。他說：“為政之道，必先田、市。……農不安田，賈不安市，其國必貧。”反之，“農安于田，賈安于市”，則必然“財用足，禮義興”（《善施》，第83頁）。當時由于社會混亂，白銀多被窖藏，弄得市場通貨缺乏。造成“百貨不行，良賈失業”（《更幣》，第140頁）。為繁榮商業，唐甄主張改革幣制，“廢銀而用錢”。他說：“當今之世，無人不窮。非窮于財也，窮于銀也。于是楓橋之市，粟麥壅積；南濠之市，百貨不行，良賈失業，不得旋歸。”“救今之民，當廢銀而用錢。以谷為本，以錢輔之，所以通其市易也。”“錢者，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后可博濟也。”（《更幣》，第140、141頁）同崇本而抑末的傳統經濟政策相區別，唐甄主張農商并重，倡導改革幣制，廢銀而用錢，以通其市易，繁榮商業，無疑反映了明清之際發展市民經濟的要求。
唐甄進一步提出平等主張，反對封建階級對農民和商賈的剝削。他指出，君主養著大批官吏，他們從不“以富民為功”，而是“彼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獵人之財。所獲既多，則有陵己者負篋而去。既亡于上，復取于下，轉亡，轉取，如填壑谷，不可滿也”（《富民》，第107頁）。唐甄認為封建統治者不以崇本、富民為原則，而無窮地掠奪人民，造成社會上極大的不平。農民起來造反“以傾天下”，那是不可避免的。他寫道：“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則彼薄，此樂則彼優。為高臺者，必有洿池；為安乘者，必有繭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費上農一歲之獲，猶食之而不甘。吳西之民，非兇歲為麲粥，雜以獲桿之灰，無食者見之，以為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無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權重于物則墜，負擔者前重于后則傾，不平故也。是以舜禹之有天下也；惡衣菲食，不敢自恣，豈所嗜之異于人哉？懼其不平以傾天下也。”（《大命》，第96一97頁）唐甄從“人之生也無不同”的天賦平等觀念出發，反對封建統治者利用特權剝削壓迫人民，造成社會的極端不平等。用早期啟蒙思想的平等觀念，揭露社會階級矛盾，比以往思想家更為深刻。
務實主義的學術文化教育思想
同宋明理學家空談性理的虛浮學風相對立，啟蒙思潮的顯著特征之一，在于提倡經世致用的務實學風。唐甄思想在這方面表現十分突出。他主張一切政治經濟措施“貴致其實”，官吏要推行實政，愛民崇本要見實效，學術文化尤貴實學。
他將宋明以來的不良學術文化風氣，歸結為兩句話：“守詩書之恒訓，為無實之美言。”（《格君》，第120頁）他抨擊道學家們崇尚虛名的丑行。“矯其行義，樸其衣冠，足以步目，鼻以承睫，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熟誦諸儒之言，略涉百家之語。……自以為孟氏復生，朱子再見。”（《去名》，第59頁）他們的言行，于世道民生，“未有所裨益”，卻受到社會的尊敬，因為他們自夸“通經”。這些人，“三五成群，務夸通經，徒眩文辭，騁其議論。雖極精確，毫無益于身心。”（《五經》，第61頁）他們所謂的“通經”，決不是“于《易》觀陰陽，于《書》觀治法，于《詩》觀美惡，于《春秋》觀邪正，于《禮》觀言行。”名為通經，“猶釋氏之所謂戲論，莊周之所謂糟粕也。”（《五經》，第61頁）難怪“自宋以來，圣言大興，乃從事端于昔，樹功則無聞焉。”（《辨儒》，第1頁）難怪“人人為學，而世無真學；人人言治，而天下愈亂。”（《去名》，第58頁）這些人所講的道學，“虛而無實”，徒有美名。
端正學術文化思想，唐甄認為首先要“去名”。“君子為政于天下，治亦多道，莫大于名。”去名，當堅持三項原則：一、“破其術”，“吾不好道學，言孔、貌孟、宗朱、擯陸者，吾不與也，吾之所與者，忠信也。”二、“塞其經”，“君臣圣明，不受毀譽，無無實之毀譽，雖或有之，不能上達也。”三，“絕其根”，“君日省于上，卿大夫日省于下，不敢暇逸，以求寡過，天下化之，各務其實，無私好惡。”（《去名》，第60頁）?？傊?，若君臣都杜絕無實之“道學”，不理“無實之毀譽”，行事“各務其實”，學術文化思想自然樸實。一個國家，堅決貫徹“去名”而“務實”的精神，推行愛民、養民、崇本、富民的方針政策，就能“五年必治，十年必富。”他說：“主臣一心，夜思早謀，無謀不行，無行不達。三月必達，終歲必效，三年必成，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此實也。茍無其實，則謹守成法者，敗治之公卿也”（《權實》，第116頁）。
學術要講務實，教育尤當務實。唐甄強調普遍進行務實教育。他認為教育決不是專門“講五經之文”、“講諸儒之言”、“講孔孟之書。”不能如“謝莊之塾師，教章句，解文字而已。”（《講學》，第44頁）教育的目的在于啟發人的自覺性。“如擊石得火，因其自有而發之。”（同上）因此，唐甄不重書本教育，而重現實教育。他主張把深入實際進行現實教育的原則，首先推行于太子。因為太子是未來的君主，應從小就使太子了解農業、手工業生產勞動，熟悉勞動人民的生活，將來為君主，才可樹立民本思想，推行崇本政策?！稘摃分袑ｉT寫了《太子》篇，闡述對太子進行教育的原則。
“凡教太子，春使視耕，夏使視耘，秋使視獲，冬使視藏。劣多從，毋盛衛，毋辟人。親其婦子，知其生養，入其廬舍，知其居處；嘗其飲食，知其滋味，攬其衣服，知其寒懊。農民者，王后之本；土茅者，殿陛之本；糟糠者，肥甘之本；布枲者，冕服之本。不知其本，必喪其末。”（《太子》，第72頁）。
“凡教太子，觀于桑，則知衣服所自出；觀于牧，則知服乘所自出；觀于牢，則知鼎俎所自出；觀于澤，則知魚鱉所自出；觀于圃，則知果疏所自出；觀于山，則知材木所自出；觀于肆，則知器用所自出。”（同上）
農桑工肆，林牧園圃，皆古代自然經濟生產環境。讓太子深入鄉村，獲得關于發展自然經濟的感性知識，了解衣食住行來之不易，農牧商賈，生活艱苦。將來成為君主，才不致窮奢極欲，殘酷地剝奪農民。
為貫徹務實精神，唐甄強調太子如不深入了解“民窮”、“人勞”，則“有過必撻。”他寫道：“凡教太子，有過必撻。……出而荒游，不知農事則撻之；出而荒游，不知民窮則撻之；出而荒游，不知物土則撻之；出而荒游，不知人勞則撻之。蓋不習牛羊之性者，不可使牧牛羊；不知百姓之生者，不可使治百姓。”（同上，第72、73頁）總之，當太子還未成君主之前，就要采取教育手段，引導他廣泛接觸下層人民的生產與生活，了解民間疾苦，向他貫徹“民為邦本”的思想，培養務實精神。
知兵，更是唐甄所謂務實精神的重要方面。他認為，崇本、富民是實學，知兵更是實學。“君子之為學也，不可以不知兵。”（《全學》，第173頁）“不知兵，則仁義無用，而國因以亡矣。”（同上）這不是危言聳聽，是針對宋明以來的歷史教訓得出的結論。他說：“國多孝子，而父死于敵；國多悌弟，而兄死于敵；國多忠臣，而君死于敵；身為仁人，而為不仁者虞；身為義人，而為不義者虞。雖有周公之才之德，亦奚以為。”（《全學》，第173頁）唐甄認為治學要治“全學”，即仁義兵三方面，缺一不可。他說：“全學猶鼎也，鼎有三足，學亦有之：仁一也，義一也，兵一也。一足折，則二足不支，而鼎因以傾矣。”他認為知兵習兵是君子之急務。知兵習兵才能有備無患，保衛社翟。他寫道：“夫兵者，國之大事，君子之急務也。獸之有角，不時觸也，噬及無患，以角便也。身之有手，不時搏也；暴至無患，以手便也。國之有兵，不時刺也；敵至無患，以兵習也。”（《全學》，第173頁）唐甄堅持務實精神，要求封建社會的志士仁人，講求實學，研究兵法，發展教育，平時能治國安民，戰時能指揮殺敵。如此乃能謂之全學。
唐甄的學術文化思想是進步的，有強烈的時代精神；但當時的社會實際卻是令人痛心的。他深有感慨地說：今之儒生徒有“通經”的美名，絕少濟世之實學。他憤然把當時的儒生比喻為變質的“上黨之參。”他寫道“吾嘗宦于長子矣：聞上黨之參，天下之良藥也。命醫獻之，其形槁然而長，其色堊然而白。曰：‘是物之生，其變久矣。食之雖亦有補，而不能起贏弱之疾’。異哉！一山谷，一根葉，一雨露，昔為良藥，今非美草。占之儒，昔之上黨之參也；后之儒，今之上黨之參也。”（《辨儒》，第2頁）早期啟蒙思想家，無不大聲疾呼，要造就振興中華的新文化，新人才，而這種人才必須具有能匡世濟民的真才實學。
不難看出，唐甄在評量古代學術、文化、人才時，堅持的是一種新的價值標準。他反對董仲舒以來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價值觀，主張學術文化，“貴致其實”。他批判宋儒不計事功的迂腐學風，指出他們所說的“天地吾心，萬物吾體，皆空理，無實事也。”（《良功》，第53頁）講“空理”和講“實事”是兩種學術文化思想的斗爭，唐甄對“儒者不言事功”所造成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揭露。他說：“海內之兄弟，死于饑饉，死于兵革，死于虐政，死于外暴，死于內殘，禍及君父，破滅國家。當是之時，束身錮心，自謂圣賢。世既多難，己安能獨賢？”（《良功》，第53頁）唐甄不愧為大力提倡功利主義的早期啟蒙思想家。他在《辨儒》篇寫道：“大瓠曰：吾聞儒者不計功。曰：非也。儒之為貴者，能定亂，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則舜不必服有苗，湯不必定夏，文武不必定商，禹不必平水土，棄不必豐谷。……仲尼不必興周，子輿不必王齊，茍況不必言兵。”（《辨儒》，第3頁）通五經，講儒道，談道學，唐甄都主張一定要對定亂，除暴、安百姓有實書實功，而不要華而不實，徒托空言。
從《潛書》中，我們不難看出，唐甄強烈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同情勞動人民，力圖維護農民和市民的利益，呼吁他們期待的平等權利；他在論述傳統學術，文化、教育時，堅持新的價值觀，以是否于國計民生有實功，作為評判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他對政治、經濟、軍事、學術、文化、教育各方面，都提出了嶄新的論點。所有這些，無不體現著早期啟蒙思想的特征。唐甄思想正如潘來所稱頌的：“閎肆如莊周，峭勁如韓非，條達如賈誼。”“獨抒己見，無所蹈襲。”（《潛書序》）他是明清之際啟蒙思想的獨特代表之一，《潛書》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寶庫中，是值得永久重視的珍品。
?。ū疚脑d于《船山學刊》1992年第1期，《廣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學刊>創刊百年專題》“百年代表論文”欄目精選文章。）
?。ㄗ髡吆喗椋禾泼靼?，號云鶴，生于1925年1月，重慶市忠縣人。武漢大學哲學教授、中國易經協會顧問，中國易經協會客座教授，著名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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