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
二維碼|
《世界帝國史：權力與差異政治》這本書從羅馬講起，目的是要告訴讀者：民族國家并非是取代帝國的必然歷史發展趨勢，也不是當前人類處境在政治體制方面的唯一現實。古往今來，文明世界的權力結構一直是帝國式的，只不過到了近現代，在帝國的中心，行使權力的是一套代議制機構，其宣稱獲得了將其選舉出來的全體國民的授權。民族，只不過是在歐洲近代歷史上，當君權神授和君主主權都不再是權力合法性的正當來源，人們試圖建立一種新型政體時，被建構出來的社會神話。因其與權力建立了如此緊密的關系，以至于人們開始追求行使權力的全部人口（民族共同體）與他們權力覆蓋的地理疆界相一致。這種追求——民族主義——的行動導致了災難性后果。作者試圖通過展示不同時期的不同帝國統治術，告訴人們，除了民族國家這一種權力模式之外，人類歷史中似乎還存在著其他選項，這些選項在權力游戲中能夠更好地安頓人類社會的多樣性。
作者將帝國視為一種國家形式，將“帝國”定義為“一些擴張性的或持有其權力遍及四野記憶的龐大的政治設置，在并入新人口時，其政體維持區隔和等級制度”（Empires are large political units, expansionist or with a memory of power extended over space, polities that maintain distinction and hierarchy as they incorporate new people），選擇了帝國間的差異、帝國的中間人、帝國的調適、帝國的想象和權力武庫五個主題展開對世界史中出現的部分重要帝國的敘述，暗示了兩個結論：
第一，民族國家只是漫長的帝國演變史中的一個瞬間，是帝國應對其內外部挑戰的倉促之舉的意外后果。民族國家林立并沒有給世界帶來可以維持長久穩定的政治架構，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由民族國家組成的國家集團正處在演變過程之中，未來世界政治的結構似乎不太可能是一個民族國家林立且各民族國家之間能夠真正平等和睦相處的世界。歐盟和非洲都處在這種演變的過程中，俄羅斯、中國和美國都是帶著“民族國家”假象的、現實的或成長中的“帝國”。
第二，帝國政治在歷史上和在當代都是現實。如果人類（無論是處在實際的帝國中的人們，還是以民族國家的形式組織在一起的人們）能夠突破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限制看到帝國政治的各種可能性，那么，人類共同體也許有望發展出一種既能夠包容差異又能夠保障公正的政治文明。而要建立這種政治文明，既要克服對民族主義的鐘情，也要放下帝國野心，謙遜地從人類已經經歷過的政治實踐中汲取經驗教訓。
讓讀者信服作者言明的和未言明的研究旨趣，是一個非常艱巨的課題。作者為此設計了特殊的帝國敘述路徑，其知識原型是歐洲的，這可以從作者的帝國武庫敘述所包含的若干預設中看出來。例如，書中簡單處理了關于主權、關于制造和維持差異、關于權力財富以及信仰的關系等方面的帝國政治，而簡化的方式就是采用了歐洲社會歷史的知識系統來“想象”不同文明中的帝國政治。這些知識預設，框定了這本書對諸帝國歷史經驗的呈現。對于中國讀者來說，理解其它“帝國”的認知起點是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中國社會及其歷史，尤其當這本書也將中國納入其比較范圍時，基于中國社會歷史經驗的政治知識與作者的中國敘述之間就會產生張力。也許，維持一定張力但又能讓其核心讀者群——學習和研究歷史的英語讀者——理解和接受，是作者采用這種敘述策略寫作本書的原因之一，因為以歐洲的歷史經驗作為展開話題的知識原型，有助于讀者進入作者設定的閱讀情境和思考邏輯。
從讀者基于中國社會歷史經驗的政治知識與作者的中國敘述之間產生的張力出發，這本書為思考中國社會政治開啟了一個想象空間。在這本書的知識路徑啟發下，把“傳統中國是不是帝國”、“如果是帝國，歷朝歷代又是些什么樣的帝國”這樣一些有關中國社會歷史基本認識的問題放在世界歷史比較研究的視野中來看，有三個方面的重要中西方差異需要仔細檢討。
第一，社會政治體系的價值和制度基礎的巨大差異
歐洲傳統世俗社會中，統治合法性是繼承或者說是世襲的，這種繼承制源于古希臘的家長主權，家產及其繼承制度受到羅馬法的保護。羅馬法也一直是歐洲封建秩序的基石。以上帝的永恒法為基礎的基督教法體系，在確定人間秩序合法性的同時，強化了基于私產的種種合法性論述。近代歐洲社會革命中，私產的合法性雖然受到挑戰但并未被撼動，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依然是現代西方社會正義和民主政治的基石。統治權和財產權都有法律上的繼承性可以追溯。正是保護財產的法律制度決定了古代歐洲城邦世界和近代歐洲帝國向外拓展的殖民形態，這是城邦文明留下來的遺產。人們據此認為所有的帝國權力都包含“主權”這一前提——“家產制”被廣泛用來分析所有的傳統帝國，而且但凡文明向外擴展，就一定會存在殖民現象。
與此相對照，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替是所謂“革命”，各朝代之間皇帝不是繼承的，傳統政治價值觀推崇皇帝的“家天下”和士大夫的“天下為公”，不僅導致公私不分，也使產權虛置，傳統中國社會中并不存在歐洲那種邊界清晰的私人“產權”觀念，也沒有明確個人權利邊界、保護私人財產占有的法律體系。雖然也承認“君子愛財”的正當性，但卻從未將私人財產占有權置于道德體系的核心，“均貧富”是深入人心的社會正義觀的表達。在傳統中國社會，人與物的關系由另外一套不同于歐洲社會的價值體系所規制，當人們的活動空間拓展時，人們所做的不是殖民，士大夫“禮不往教”，庶民百姓“入鄉隨俗”，在傳統政治體系的邊界地帶出現的不同于“殖民化”的社會系統的延展機制，尚未被學界深入探討。
這是中西之間在人與物的關系領域的價值觀和相關制度設置的差異。這種差異，在中西古代政治中表現為不同的對內對外統治目的和價值追求、不同的社會政治變遷動力機制，需要我們在“家”“國”關系的譜系中想象和理解傳統中國社會世界的政治體系，而不能盲目照搬源于歐洲社會歷史經驗的“王國（kingdom）”“帝國（empire）”“國家（state）”等概念。
第二，社會聯結方式和復雜社會組織技術的巨大差異
社會邊界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但是，以用各種邊界區隔人群為手段來設計或鞏固某種資源配置格局，進而將邊界固化以維持這種資源配置格局，具有種性制度的遺傳，這并不是所有文明高度發達的復雜社會都采用的組織技術。
在歐洲，深厚的貴族傳統、封建身份體系和清晰的教派歸屬都是以區隔來組織社會的重要方式，而這些社會組織方式在戰國以后的中國歷史上并不發達。在中國社會傳統中，文化和/或種族上的清晰邊界存在于知識階層的觀念世界中，僅僅是他們想象“遠方”的方式。而現實生活中，在一個族群與相鄰的另一個族群之間、一種文化與相鄰的另一種文化之間，人們建構了豐富的過渡機制，使得個體可以通過努力來回穿越各種社會邊界，在邊界上移動甚至刻意模糊各種邊界，恰恰是普通人的生存策略。
中國社會發育出來的是不重視邊界而強調關系的“差序格局”，鄉民認“同族”，移民認“同鄉”，文人認“同學”“同年”，武士認“同袍”……各種認同可以重疊并統合在個體的生命實踐中。這種“差序格局”造就了一個邊界模糊不清、來源多種多樣、內部高度認同于“漢”這個身份符號的龐大社會，已經涵蓋了今天中國這個現實地理空間里90%以上的人口。這種“差序格局”也成為參與到政治互動中的各行動單元界定彼此關系的結構模式。這種結構機制生成的社會是什么——是“民族（nation）”抑或是“族群（ethnic group）”？這個社會中的人又是什么——是“公民（citizen）”抑或是“臣民（subject）”？作為“帝國”標志的“差異政治”能否造就這種邊界在社會生活中沒有重要意義的社會？或者說，以“帝國”的邏輯能否造就中國的歷史？如果這是一個可以質疑的問題，當然就會進一步引申出中國到底是不是一個“帝國”的問題。顯然，在中西方之間存在著社會聯結方式的巨大差異，如果不考慮這種差異，難免會錯誤理解那些與傳統歐洲世界貌似的現象，喪失理解和說明中國社會政治傳統的能力，也很難給出讓生活在中國之中的人們可以認同的答案。
第三，圣俗雙重體系與圣俗未分化單一體系的巨大差異
羅馬帝國的建立，是羅馬共和國將多“城”合而為一“城”的歷史過程。羅馬對城邦世界的統一也是諸城邦之神融合為羅馬一城之神的過程。在羅馬帝國消亡以后，歐洲進入了“雙城時代”。在羅馬教廷影響下的歐洲，一方面，歐洲世俗世界形成的封建制度造成群王林立、各自為政、公益缺失的黑暗社會；另一方面，教廷維持著教會和修道院的科層管理體制并保留了社會流動的階梯，一度壟斷了文字、教育和司法知識，是一個獨立于世俗政體的、影響范圍超越所有世俗政體、覆蓋整個歐洲社會的統治體系，代表上帝，行使救世的權力，維持著“西方”的“一統”。從“為上帝東征”到“上帝號召和平”，再到宗教改革時期各國“為上帝而戰”，基督教在塑造歐洲社會的歷史上發揮的作用不應小覷。從城邦時代一直到近代君主國家，世俗權力合法性不能脫離神圣力量的加持，宗教一直是重要的社會設置，在中世紀甚至常常處于世俗政體之上或與之平行。
如果按照西方的神圣性概念來理解，可以說西方文明是圣俗雙重體系，而中華文明則是圣俗并未分化的單一體系。在中國歷史上，從未分化出獨立于世俗權威的神圣領域，外來宗教進入中國后也都被置于世俗權力的轄制之下。即使在宗教處于強勢的西藏傳統噶廈體系中也沒有完成這種分化。而在人們的政治活動中，權力“天”授，統治的合法性都被訴諸與“天”相關聯的超越性，統治者必須以德配天方能行政，普通人服從統治則是出于對“天罰”的恐懼。至于這個“天”包含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念和關系結構，則更迥異于西方的“神”。
構成中國人口主體的“漢”歷來是一個高度世俗化的社會，以漢文思考和書寫的知識界在理解神圣性和宗教時具有不同于西方社會的文明背景、觀念體系和思考路徑，用中國人的知識去理解和說明歐洲的政治史，又會形成怎樣的世界史圖景？
第四，世界帝國史研究的比較單位問題
在《世界帝國史》這本書中，歐洲的“帝國”史被分為兩部分處理：古羅馬帝國和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殖民帝國。因為“帝國”概念沒有辦法處理處在古代與近代之間的千年中世紀歷史。
根據西方學者的研究，“國家”是16世紀以來在歐洲出現的社會組織結構，嚴格講是一種現代組織。這種國家在處理與外部、尤其是與非西方世界關系的過程中演變為近代殖民帝國。這些“國家”之所以能稱之為“帝國”，是因為“國家”與它的海外殖民飛地被視為一個政治體，在位于歐洲的“國家”和它遍布亞非拉的殖民地之間存在緊密的經濟、軍事和政治聯系。
而在近代“國家”出現之前，在羅馬帝國衰亡之后，以羅馬教廷為中心，西歐世界也出現了緊密程度不一但廣泛存在的政治、經濟和神圣（意識形態）權威聯系。羅馬教廷是否也可以被視為一種類型的“帝國”呢？倘若羅馬教廷不被視為一個“政體”，也就可以不考慮中世紀歐洲的整體性。然而，即使是最強調那個時期歐洲的“孤立狀態”的人也無法否認，這種“孤立狀態”的出現恰恰是因為遍及歐洲的封建體系的形成，脫離了歐洲的封建體系，也就不能理解歐洲的中世紀。那么，這個體系是不是可以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在世界史的宏觀比較研究視野下，這個整體是什么？在由諸帝國構成的同時段世界體系中，歐洲是什么？
具有結構同質性且成體系的現代國家集團只存在于歐洲，而且這些國家目前正在尋求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建立和深化歐盟的歷史基礎是什么？在討論這些基礎的時候，能否忽略曾經的羅馬帝國和由教廷維系的中世紀歐洲？如果沿著這個問題鏈條來思考，具有高度結構同質性的現代國家只是一種存在了5個世紀的人類政治實踐，雖然所有政治單位都被納入現代國際關系體系中，而以歐洲國家為原型的政治組織至今也還不是遍及全球的唯一有效的宏觀政治組織形式。
再來看歷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帝國，沒有一個在其鼎盛時期的地理空間影響范圍不及歐洲之大。如果僅從最高權力的形式和治理技術來看，“帝國”確實具有共性。但是，從構成帝國的社會結構特征來看，歷史上的非西方“帝國”之間更加突出的共性在于它所對應的社會體系是文明。忽視羅馬教廷這個政治行動單位，將羅馬教廷排除在帝國敘事之外，也會忽視“帝國”是文明政體、而“國家”是單一社會政體這一組結構對應關系。
基于歐洲之內諸國的歷史經驗來建構“帝國”概念、理解“帝國”政治，必然會受到近代出現的高度同構的“國家”形態的限制和誤導。決定“帝國”問題研究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主要因素是，在現代早期，非西方的“帝國”與西方共時，如果不理解這些非西方“帝國”在這個共時時段中的狀態，也就無法理解和解釋非西方對“現代史”的回應和今天的全球世界。立足于現代狀況，將具有顯著同質性的歐洲之內諸國與非西方的歷史帝國并置，可能不是恰當的比較框架。
代表人類現代文明發展最高成就的歐美社會在突破知識圍城的道路上艱難跋涉，這本《世界帝國史》在知識層面呈現的就是這場努力奮斗。將由“帝國”、“王國”、“國家”等概念構成的知識譜系嫁接到歐亞大陸東部時，我們需要警惕知識殖民和自我東方化，這同樣是一個艱巨的課題。同時，中國社會也有自己的知識圍城需要突破，在展開中國夢的過程中，要注意不要被農家院場和牛羊的胃口所局限。
浙公網安備3301060201046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