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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荊老師，您作為“佛經研究”領域的專家，目前陜西的佛經研究在全國范圍來講處在什么樣的水平？
荊三?。嚎陀^來講，咱們陜西的宗教研究在整個中國來講都是位居前列的，是中國宗教研究的領跑者。首先是觀念上，三十年來一直如此。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全國宗教學術會議就是在西安召開的。當年就是我父親和任繼愈先生首先發起的。這是解放以后全國舉行的第一次宗教會議。當時它在全國各地各階層的阻力非常大。我們是有所突破的，延續到以后的三十年，我們始終在觀念上始終是領跑者。不論是佛教文化研究，佛教思想和佛教經典研究都始終位居前列。現在國內，包括臺灣地區在內，召開各種佛教會議，如果沒有西安這批研究者的參與，它就不是一個國內的或者國際性佛教會議，我們很客觀的說，這批人的研究特點，始終代表國內最高水平。
記者：現在社會正處于轉型當中，佛教也處在轉型當中。您是怎么看待這種轉型的？
荊三隆：佛教是社會改革的領跑者，它在觀念上，思想上，文化上都走在當代社會前列。這和佛教或者宗教的本質是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宗教的本質是“批判”，是“社會否定”。它的前提就是對社會不公平的改造，它的未來就是理想、就是境界、就是超越。因此宗教的性質決定了它是社會思想的領跑者。同時，又是中國社會的矛盾者和沖突者，之所以會有這種矛盾和沖突，是因為現實世界所具有種種的不如意都是宗教所否定的，這就是沖突。人民對改革的期許，我們宗教人士對改革的期許，和現實的文化政策是有差別的。我們始終推動者他們（改革推進者），但是我們的方向都是一樣的。都是在進步，但是這個進步不可能是跨越性的。他進步了很多。但是和我們佛教的觀念和理想永遠都有差距，我們搞佛教文化研究才有價值。因為我們在推動社會進步，我們的宗教文化是帶有理想特質的，理想本來就是跨越的，除了批判，對立也要看到。他們很多東西是對立的，但是總體方向是一致的。他是希望各個社會階層都有向上發展的空間。所以佛教文化的研究和媒體的工作可定是有價值的，它一方面有壓力和阻力，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們共同的目的是一樣的。在具體的方面有非常多的對立面，這可能就是因緣未到。所以佛教研究有具體面的對立，但本質上是不對立的。所以這個工作從意識形態，政治形態地進步來說都會有我們的空間，大家都在找這個共通點，或者說是“因緣”。我們在改革的深水區前行時，就像渡人間苦海的時候，阻力也會更大。但是我們的文化擔當也會越大。
記者：現在有一種說法是“陜西的佛教，有大廟，沒大和尚”，在您看來，什么樣的原因造成這種現象的發生？
荊三隆：在我看來，這種現象有歷史原因的存在，因為三十年前是消滅佛學，佛學院畢業的學生第一批到現在，全國幾千個廟里，算一算，根本分不過來。另外我們把宗教教育始終不愿意放在國民教育事業上。還有就是廣東那邊的佛教要比咱們這里要好，陜西的經濟相對廣東來說比較滯后，但是它（陜西經濟）在進步，越進步佛教文化越深，因為物質生活進步了，人就必須找到精神上的歸宿，總得要有一種理論能說服自己。佛教是一種信仰，佛教文化除了信仰以外，更多的是一種形式的表達，有更多的內容，這也是佛教最有魅力的地方。比如說佛教建筑，西安的大小雁塔，風格完全不同，這就是一種審美，西安佛教建筑代表了這里最高的建筑水平。建筑是一種形式，一種表現內容，它的底蘊深厚，里面的雕刻等。所以政治消亡，宗教不會消亡，因為人必須要有信仰。
記者：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現在很多人之所以接受佛教的東西，是因為很多問題他們無法在佛經之外的學問中找到答案，所以才想在佛經里面得到感悟。
荊三隆：第一必須是聰明的人，第二是不為生存發愁的人，這些人才能追求一些精神上的東西，所以有信仰有追求那是一種奢侈。你搞佛教那是一種奢侈，一種福報。你能欣賞音樂，那是奢侈，必須要有物質上的滿足，而佛教是更高層次的，包羅萬象。他提供了可以無限追溯的理論空間，遼闊無比繁華空間，任何人進入佛教，用我父親的話說，它（佛教）是埋葬天才的地方。如果你認為你是天才你就來，但是要想清楚的是，一旦進入你就會被埋在佛教的汪洋大海，天才畢竟是少數，因為它不是一個人的智慧，它是2500年以來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佛教徒的信徒的智慧的結晶。
我們學者講話是不能胡講的，你最終是要被（佛教）埋葬的。你必須要有敬畏之心，所以宗教學者都是自信的，因為宗教學者沒有弱者，弱者是進不來的，所以你們接觸的越早，也就越幸福，而且對你的后代也是好的。 每個宗教都有不可取代的東西，你們要用心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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