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正是多倫多公立圖書館的“名家系列”講座活動結束之后，一位舉止優雅的老人向薛憶溈走來，說他熟悉《白求恩的孩子們》里的每一個字。這位已經88歲的老人是加拿大盲人協會的義工。那家在加拿大全國擁有數萬會員的協會已請他將整部長篇小說朗讀出來，制成CD，分寄給會員，據說反響很好。老人原來是從事林業的科學家，說他只有粗淺的戲劇訓練，所以在制作CD過程中要做許多的研究，包括如何準確地讀出小說中那些漢語拼音的人名。他給薛憶溈看他自己的那本小說，里面做滿了標記。后來，協會的負責人特意給薛憶溈寄來了一張CD，老人的朗讀專業到他都不敢相信那是一部翻譯作品，更不敢相信那是他自己的作品。

　　從《作家》雜志1988年第8期頭條發表中篇處女作《睡星》算起，今年正好是薛憶溈進入當代中國文學世界30年。短篇小說集《深圳人》和長篇小說《白求恩的孩子們》的翻譯出版，無疑給長居加拿大的他增添了不少感動的經歷，像是給這位一直勤勉創作的作家的遲來禮物。

　　最近，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隨筆集《異域的迷宮》和訪談集《以文學的名義》，人民文學出版社則出版了他的小說集《流動的房間》。關于他三十年來的文學探索，本報記者做了獨家專訪。

　　李靜：回顧三十年的文學實踐，能談談你的“甘”和“苦”嗎？

　　薛憶溈：我三十年的文學道路崎嶇不平，其中的“甘”和“苦”都一言難盡。從具體的創作過程來說，最大的“甘”出現在定稿之前的階段。那時候，結構和邏輯已經全部確認，剩下的只是細節的打磨和語言的雕琢。它有點像是賞心悅目的選美，又有點像是天馬行空的飛翔，總之是充滿了快感。而最大的“苦”出現在與初稿搏斗的階段。那時候，創作的野心被素材的亂麻纏繞得透不過氣來，而結構和邏輯的快刀還沒有磨好，甚至好像根本就無法磨好。那是絕望的煎熬。而從整個的文學歷程來看，最大的“甘”是這一路上所得到的支持，尤其是在那些最黑暗的路段所得到的支持。它們來自社會的各個層面，來自長輩、同輩甚至晚輩。沒有這些支持，我不可能在文學的道路上走這么久這么遠。最大的“苦”莫過于我們這一代寫作者的文學實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種凄涼的見證：文學從八十年代以來不斷被邊緣化的見證。面對消費的囂張和資訊的泛濫，文學已經失去它“昨日的世界”。這種“苦”其實卡夫卡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就已經借用“饑餓藝術家”的命運激情地呈現過。沒有想到，將近一個世紀之后，現實對藝術的模仿居然會如此逼真。

　　李靜：近兩年來，你的作品越來越多被譯到英語和法語國家，它們得到的反響和評論狀況是怎樣的？評論家和讀者對你作品的關注點在哪？

　　薛憶溈：在這三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翻譯一直是我文學世界里的荒地。但是自從《深圳人》的英譯本于2015年春天在加拿大出版以來，情況突然發生逆轉。《深圳人》英譯本不僅在《加拿大書評》《加拿大比較文學》等雜志上獲得好評，后來還在蒙特利爾的國際文學節上得獎。接著，《白求恩的孩子們》的英譯本以及《深圳人》的法譯本進一步擴大了我和中國文學在加拿大的影響。前者被《環球郵報》（加拿大最大的英文報紙）列入2017年加拿大百佳文學作品名單，而且是其中唯一的翻譯作品。一年僅出三期的《蒙特利爾書評》也將我作為封面人物采訪。《深圳人》法譯本更是在加拿大法語文學世界引起了一陣“轟動”：加拿大最大的法語報紙不僅給作品最高級（四星）的評分，還將對作者的采訪發表在報紙的頭版。而各大法語書店都將譯本擺放在入口處的位置，與庫切、帕慕克等人的作品譯本擺在一起。這是對中國文學罕見的反應。法語版上市這八個月來，我多次在蒙特利爾的街上被陌生的法語讀者攔住。他們向我表達對作品的欣賞之情。有意思的是，不同的讀者經常會“最喜歡”《深圳人》里面的不同篇目。這可能也正好是那部小說集的價值所在：它能滿足不同角度的審美需求。不過，評論家和讀者的關注點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們欣賞的是作品細膩的心理描寫對人性的精準把握。也就是說，他們欣賞的是我的作品所呈現的最經典的文學性。我的法語出版商對《深圳人》的成功深有感觸，她說：“現在很少有文學作品既能改變讀者對文學的看法，又能改變讀者對生活的看法，而《深圳人》正好就是這樣的作品。”這當然被我視為是過譽之詞，但是它多少也包含著一些正確的信息。

　　李靜：回顧自己的創作，你最滿意自己哪幾部作品？為什么？

　　薛憶溈：我最滿意的短篇小說集是《首戰告捷》，因為其中的所有作品都可以說是我的“代表作”。我的文學主題和文學理念在這部小說集里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可惜小說集《十二月三十一日》不是“足本”，否則它也會是我比較滿意的作品，因為它試圖通過個人存在的特殊困境展示一個國家公共生活的細微變化。當然還有就是長篇小說《遺棄》。它的第一版是我24歲時的作品，而那里面卻已經包含了我全部作品的端倪。我尤其喜歡出現在其中的那些短篇小說。我總是想，如果我一直堅持用那些短篇小說的風格寫作，我后來的文學道路會是什么樣子。我從來沒有聽到過評論家對那些作品的反應，所以我相信如果一直堅持那種風格，我的文學道路會更加艱難。這當然也意味著我的文學生命可能具有更大的價值。

　　李靜：什么因素會促使你寫一部長篇小說？一旦開始，會做哪些準備工作？寫作速度是怎樣的？一般來說，整個過程會有多久？

　　薛憶溈：在這文學三十年里，我一共出版過二十部作品，其中包括五部長篇小說。這些長篇小說的內容都很沉重，沉重得與這個浮躁的時代明顯不太協調。但是，促使我寫作每一部長篇小說的因素卻一點都不沉重，而且都很“即興”。比如，1988年的夏天，我為自己寫出的那些短篇小說找不到發表的地方而極度苦惱。有一天，我突然想，為什么不以一位寫作者為主人公寫一部長篇小說，這樣可以趁機將我的短篇小說批發出去。《遺棄》的傳奇就是這樣“即興”地開始的。還有《白求恩的孩子們》，最初它其實只是我在蒙特利爾大學英語系學習期間完成的一份由七個故事組成的期末作業。后來，我將它擴展成一部由32個故事組成的長篇小說。完成之后，我給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寫信告知這部作品的情況。她在回信里建議我將它投寄給多倫多的一家出版社。但是后來我到香港城市大學做訪問學者。有一天在去學校的港鐵上，我突然覺得它應該是一部首先用漢語出版的作品。《白求恩的孩子們》隨后的命運就始于這個“即興”的想法。正因為靈感總是來得非常突然，我的長篇小說寫作并不需要做特別的準備，而且寫作的過程都不是很長，一般是兩個月左右的時間：一個月完成初稿，一個月完成定稿。有意思的是，我有兩部多年來一直想寫的長篇小說，而且我也一直在為寫作它們做準備，但是卻一直寫不出來。創作的道路上的確充滿了許多的偶然性和戲劇性。

　　李靜：你是內在而詩性的作家，但是同時你敏感地關切著現實和歷史。你如何處理文學的內在詩性與社會-歷史的外部紛紜之間的關系？

　　薛憶溈：這個問題讓我想起布羅茨基在關于曼德爾施塔姆的著名隨筆里的一句話：“一場戰爭剛剛失敗，另一場戰爭（一場世界大戰）即將來臨，而你是一個心中充滿俄語五音步抑揚格詩句的猶太小男孩。”這感人的語句凸顯出詩性與現實和歷史的沖突。是的，許多藝術家可能永遠都在這種沖突之中掙扎，而且不少藝術家都最終會被這種沖突摧毀。我的處理方式是關注個體和關注細節。個體和細節的語義空間具有無限的層次，不像宏大的現實和歷史那樣簡單粗暴，非黑即白。在這無限層次的語義空間里，詩性總是能夠找到自己的空隙。

　　李靜：在文學的萬神殿中，你引為同道和知己的作家，能否列舉幾位？這其實是在問：你的文學觀是怎樣的？你認為一個作家要有哪些起碼的精神儲備，才能成為超越性的創造者？

　　薛憶溈：我引為同道和知己的是那些將文學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作家。這樣的偉大作家在文學的萬神殿里數量不少，剛才提到的詩人布羅茨基就是其中的一位。而我此刻想提到的另一位是小說家庫切。他們對文學的極端態度在他們文筆犀利的隨筆作品里表露得尤其徹底。我偏愛他們，可能還因為我與他們的經歷有一些淺表的相似。布羅茨基也“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也從小就受到辯證唯物主義的熏陶，也從《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接受歷史的啟蒙，后來他也遠離了自己母語的環境，長年生活在英語的世界里……而庫切是與我專業相同的工科男，最早的工作是電腦程序員。

　　超越性的創造者必須具備“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超大視野。因此，哲學、史學和科學對他（她）都是起碼的精神儲備。也就是說他（她）應該從整個人類文明里吸收營養。或者借用布羅茨基關于曼德爾施塔姆著名隨筆的題目，他（她）應該是一個“文明的孩子”。

　　李靜：你談到對英語的閱讀和書寫讓你更體會到現代漢語之美與精確，為什么？

　　薛憶溈：在2008年前后，我突然發現自己對母語的感覺發生了奇特的變化。當時我正在為《南方周末》等報刊寫作讀書專欄。寫著寫著，我意識到自己的語感已經大不相同。比如以往我像很多有識之士一樣，對漢語的邏輯表達和細節處理能力沒有信心，但是這時候，我突然發現思維和情感的特殊力度有可能會幫助漢語釋放邏輯表達和細節處理的潛能。至于這種變化為什么會出現，我并不是非常清楚。是的，它也許得益于我那些年與英語的密切關系。可這又是為什么？還有，為什么我與英語的密切，會損害我與法語的關系，卻會促進我與漢語的關系？對語言的感知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心理過程。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在遠離漢語的中心那么久之后居然會對漢語的美妙和精確產生認知上的飛躍。這飛躍不僅激起了我重寫自己作品的狂熱，還引發了我創作的高潮。喬姆斯基將語言分成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認為所有語言的深層結構是相通的。這也許可以部分地解釋我通過英語而迂回深入到漢語腹地的神奇經歷。但是，整個認知過程應該有更復雜的機理。這復雜的機理也許是一個永遠都無法揭開的謎。不過毫無疑問，在“不惑”之年對母語感知的飛躍是我自己三十年文學道路上的奇跡和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