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8日，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在《關于當前宗教工作向中央書記處的匯報提綱》中指出：現在“主要問題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不少地方落實不下去。很多地方反映，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困難最多，阻力最大，進展最慢，收效最差。”“許多地方的宗教活動場所得不到解決，占用寺廟、教堂的單位，以各種借口不予退還。有些省、區至今一個教堂也沒開放；開放了的地方，也因數量較少，遠遠滿足不了信教群眾的需要。”

　　文件舉例說：“浙江溫州地區的基督教，原有教堂五百余座，現在一個教堂也沒有開放。”“揚州的大明寺，為迎接鑒真像展出，國家拔款九十萬元修復。但鑒真像剛走，當地的地、市領導同志就下令立即禁止和尚、信徒在大殿進行正當的宗教活動（不準敲鐘、擊鼓，燒香，上供）。河南洛陽市的白馬寺，是我國第一座古佛寺，聞名世界，很多外賓常往參觀、拜佛。但最近據反映，由于文物部門不執行宗教政策，和尚被侮辱，被迫離寺，以致影響接待外賓工作的進行。”“還有一些冤、假、錯案未予復查、平反；相當多的宗教界人士被扣發的工資仍未補發；工作上不放手，以致他們無法聯系、爭取信教群眾，”“國務院為解決教會、寺廟房屋產權的[80]188號文件下達后，多數地區還沒有落實。各教經費沒有來源，‘自養’遇到嚴重困難。”

　　鑒于上述問題，文件最后提出：“建議中央針對當前宗教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發一個指示，以引起各地黨委的重視，推動宗教政策迅速落實。”

　　黨中央根據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匯報提綱建議，兩年以后出臺這個文件，就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發【1982】19號文件，即《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從此在全國開展了大規模落實宗教政策的工作。

　　面對落實宗教政策步履維艱的嚴峻局面，受任于危難之時的趙樸初居士，面對佛教界的殘山剩水，在黨和政府的支持、幫助下，以堅強的意志和宏大的理論勇氣，首先從思想理論上澄清“宗教鴉片論”的影響，沖破“左”的思想束縛；在此基礎上，大力推動收回宗教房產，歸還佛教寺院；及時恢復佛教院校，培養佛教人才；恢復佛教文化研究機構，弘揚佛教文化；主持召開佛教協會各種會議，全面推動佛教自身建設；為保持宗教政策的穩定和連續性，就宗教政策貫徹落實問題積極向中央領導和黨政主管部門建言獻策。在趙樸初居士晚年的二十年時間中，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用在了推動落實和恢復宗教政策上面，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成為當之無愧的杰出的宗教領袖。

　　一、勇于質疑“宗教鴉片論”，敢于沖破“左”的思想束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針對“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仍然甚囂塵上的現實，面對“宗教鴉片論”仍然可能作為宗教工作的根本指導方針的實際，針對當時有人在《人民日報》發表“不批判宗教神學就邁不開四化建設步伐”的錯誤思想，趙樸初居士感到必須與這些錯誤思想理論講清道理，否則沒有退路，必須勇敢面對現實，勇于與傳統的權威理論叫板。于是，他化費了大量心血和精力，撰寫了《對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認識與體會》的長篇文章，在中央黨校《理論動態》1981年第1期發表。

　　首先，文章在肯定了“宗教工作，是黨和政府整個工作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基礎上，闡述了宗教的五性：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長期性、復雜性，所以，在社會主義時期，黨和政府制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黨和政府處理宗教問題的唯一正確的宗教政策。

　　其次，文章對當時阻礙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貫徹執行的思想障礙進行了逐條分析和澄清。文章深刻闡述了怎樣正確理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問題。一是“宗教是人民鴉片”的說法，并不創始于馬克思。在他之前和同時，宗教界和有些反宗教的批判者借用鴉片或麻醉劑來比喻宗教的不一而足；二是在當時鴉片是一種鎮靜劑，不是毒品，被壓迫群眾借用宗教以排遣憂愁苦惱；三是“宗教的苦難既是現實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的語言，表達了馬克思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所以，“籠統地提出‘自人類社會劃分階級以來，宗教就成了統治階級用來麻醉人民的鴉片煙和維護剝削階級的精神支柱’，而不對具體的宗教和教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起的作用進行具體分析，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不符合歷史本來面貌。”

　　趙樸初居士這篇文章對“宗教鴉片論”的質疑和批評，撼動了以“宗教鴉片論”為基礎構筑的宗教理論體系，動搖了“左”指導思想在宗教工作上的根本理論基礎，是對我國“文革”前和“文革”中長期形成的“左”的傳統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為新時期宗教理論和宗教政策的創新和發展開辟了新道路。

　　二、積極推動收回宗教房產和大力歸還佛教寺院的工作

　　1、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趙樸初居士預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佛教朋友會以此為契機來我國參拜祖庭，于1972年9月給周恩來總理和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宗教事務局負責人寫信，要求開放急需的佛教活動場所以接待外賓參拜。在周總理和中央黨政領導的關心支持下，浙江天臺山國清寺、寧波天童寺、阿育王寺、南京靈谷寺、山西玄中寺等若干寺院較早地得到修復和開放。

　　2、1981年初趙樸初居士親赴閩、浙、滬、寧等地考察，針對許多開放寺院存在文物部門干涉佛教寺院內部事務的問題，向中央提出寺院歸屬及管理體制問題，并有力地推動了福建泉州開元寺等一些寺院交歸佛教界管理。不久，在陳云同志的關懷下，本會起草了《關于佛道教寺觀管理試行辦法草案》，提出“經批準開放的寺觀和現有僧道居住并過宗教生活的寺觀，均應在政府宗教事務部門領導下，由僧道人員管理”的體制，排除了文物、園林部門多家干涉寺院內部事務的問題，報中央主管部門，為形成國務院【1981】178號文件作了文字上的準備。中發【1982】19號把這個體制歸納為“一切宗教活動場所，都在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行政領導之下，由宗教組織和宗教職業人員負責管理。”成為現行指導宗教活動場所管理的體制性規定。

　　3、1980年9月21日，趙樸初居士致信中央統戰部領導，提出《關于確定佛教的宗教活動場所、健全佛教寺院管理體制的建議》，并且上報了除四大名山開放宗教活動外，另外提出75座漢族地區佛教寺院開放為宗教活動場所的建議名單。1982年國務院宗教局以佛協道協建議名單為基礎，在充分征求有關省、市、自治區的意見后，與道教協會一起共同提出165座寺觀為全國重點寺觀名單。由于文物、園林部門不同意35座寺觀交出，糾紛不斷，如果長期議而不決會有夭折的危險。1983年3月2日，趙樸初居士不得已致信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決斷，在中央主要領導的過問下，正式確定163座佛道教寺觀為全國重點寺觀交佛道教界管理使用（佛教142座、道教21座）。并以國務院發【1983】60號文件發布。這就是佛道教全國重點寺觀不尋常的緣起。

　　4、為進一步解決文物、園林等部門占用佛道教寺觀問題，理順寺院管理體制，趙樸初居士多次致函中央領導，反映情況，提出建議，并在全國文物工作座談會上發言，并發表《關于寺觀的屬性、職能和歸屬問題》的長篇文章，從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統一上，系統論證了寺觀的基本屬性、職能和歸屬問題，提出寺觀必須由僧道人管理使用的觀點，為理順寺院管理體制打下了思想基礎。

　　5、在中央領導和中央黨政主管部門的關懷和支持下，趙樸初居士多次赴江浙滬閩粵四川等地視察，經向中央和地方黨政領導據理力爭，直接推動了一大批寺院問題的解決，例如上海龍華寺、北京法源寺、貴陽弘福寺、蘇州西園寺、寒山寺、南通狼山廣教寺、揚州大明寺、西安慈恩寺、洛陽白馬寺、成都昭覺寺等。特別是經過多次向中央領導反映，排除重重阻力，促進了重慶大足圣壽寺、廣州光孝寺、開封大相國寺、沈陽長安寺、泉州承天寺、深圳弘法寺等“老大難”問題的解決。為佛教事業的發展與振興奠定了物質基礎。

　　6、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春節期間，趙樸初居士在廣州視察光孝寺時，向廣東省委主要領導提出：“光孝寺在中國禪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是六祖惠能大師出家受戒的寺院，現在還有六祖的發塔。”幾天后，當他到達韶關時得知廣東省委決定把廣州光孝寺還歸給佛教管理使用的消息時，高興地當即賦詩一首：

　　在韶關喜聞廣州光孝寺還歸之訊

　　多劫氛霾一旦清，垢衣終解寶珠呈。

　　祖庭幸賴回天力，佛子如何報國恩。

　　現在，廣州光孝寺不但是廣東省佛教協會所在地，而且成為中南地區弘揚佛教文化的中心，禪宗研究中心和開展對外交流中心。為改革開放和聯系港澳臺同胞以及海外華僑起到了重要的紐帶和橋梁作用。廣州光孝寺僅僅是收回眾多寺院的一個縮影。如果這些寺院在文物部門管理下，只不過是一座默默無聞的靜止的文物保護單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