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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研究近百年來，大量自然科學方法被運用于不同時期的仰韶文化遺址的研究中，從農業到手工業、從自然環境到人地關系……結合不同的科技考古手段，為人們認識這一時期的史前社會提供了更豐富的信息。科技考古在仰韶考古研究中的應用，解決了哪些有爭議的重大問題？如何通過科技考古對遺跡遺物的分析，展現仰韶文化時期氏族社會發展狀況？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教授張居中就相關問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中國考古學有多學科合作傳統
記者：從何時開始，科技考古被運用于仰韶文化的研究中？
張居中：隨著1921年安特生發掘仰韶村，揭開了中國考古學的第一頁。中國考古學雖然起步較晚，起點卻很高。作為一個杰出的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安特生不僅運用了當時最為先進的水平層逐層揭露法，而且，一開始就把地貌學和環境學的研究方法運用于仰韶村遺址的發掘與研究之中，還利用當時剛剛問世的植硅體分析方法，研究仰韶村遺址出土的紅燒土中的稻殼印痕，他也非常重視骨骼鑒定以及陶土化學分析，可以說是多學科協作研究。后來，李濟先生研究了西陰村遺址發掘出土的蠶繭。種種實例表明，中國考古學自誕生之日起，就把科技考古方法融匯于考古學研究之中，開創了多學科合作的傳統。在后來的幾十年發展歷程中，諸如人類學、動物學、植物學等分析方法始終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90年代之后，考古工作者跟蹤科研前沿，逐漸與科技工作者相結合，不斷把新的科技方法運用于考古學研究之中，如同位素分析、DNA分析、殘留物分析等技術手段的運用，做出了一系列有顯示度的成果。
記者：在研究仰韶文化時，哪些問題凸顯了科技考古方法的運用價值？尤其在近10年以來，科技考古在仰韶考古研究中的應用，解決了哪些有爭議的重大問題？
張居中：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與各相關領域的科學家的聯系與合作日益密切，改進并豐富了考古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做出了許多有顯示度的成果，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中有不少鮮明的體現，例如，靈寶西坡遺址動物考古研究結果證明，仰韶文化中期，家豬已經取代野生動物成為人們主要的肉食來源，而且社會上層可能較多地占有肉食資源，寄生蟲研究結果也支持這一認識；植物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三門峽南交口遺址存在粟、黍、稻混作的種植結構，5000年前，稻作栽培技術已傳播到了隴東地區，并向西南傳播；對班村遺址彩陶的分析得知，白彩的顯色物相為非晶鋁土礦，紅彩和黑彩的顯色物相為赤鐵礦、磁赤鐵礦和鋅鐵礦等多種礦物成分。類似成果不勝枚舉，這些成果豐富并完善，甚至改寫了對仰韶文化的傳統認識。
科技考古展現仰韶社會發展狀況
記者：通過科技考古對遺跡遺物的分析，展現了仰韶文化時期怎樣的一種氏族社會發展狀況？您開展了哪些相關的研究？
張居中：從近幾十年研究中得知， 仰韶文化時期尤其是廟底溝時期是一個文化大整合、大擴張、大發展時期。仰韶時代文化上下兩千年，縱橫數千里，主要分布區推及秦、晉、豫、冀諸省，影響所及，東到大海，西至甘青，北跨長城，南越長江。從大地灣F901宮殿式建筑和唐白河—丹江流域的多間聯排長屋、單側式推拉門可見當時建筑技術之高超和社會生活之繁盛，從西水坡蚌砌龍虎圖可以推知6000年前先民的宇宙圖式、精神崇拜和藝術水平。大量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同位素食性研究和手工制造業的研究結果可推知，仰韶社會是建立在粟、黍、稻栽培農業、家豬養殖業和制陶、制石、制骨等手工業的基礎之上的。從靈寶西坡等大型聚落的建筑技術、埋葬習俗等方面分析，當時已經開始了社會復雜化進程，原始文字性質的符號已經在一定范圍之內流行，社會上層的遠距離交流和社會階層的分化現象已經出現，文明的曙光已從繁榮發達的氏族社會中閃現，文明的門檻已近在咫尺。因為生逢其時，我很榮幸地參與了這一研究，在大植物遺存、微體植物遺存、同位素分析，尤其是寄生蟲分析等方面，作出了一些微薄的貢獻。
記者：近年來，伴隨環境考古的興起，對仰韶時期人地關系的研究成為重要課題。史前時期人地關系有著怎樣的研究價值？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向考古學工作者提出了怎樣的要求？
張居中：人地關系，說到底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在發展過程中，首要之務就是生存，為了生存，人類就需天天與自然界的動物、植物、礦物打交道，就要受到地貌、水文、土壤、氣候等環境因素的制約。適應環境，順應自然，人類才能生存，因勢而利導之，人類社會才能發展，否則，就會遭到自然環境的無情報復。考古學研究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考古學的根本宗旨就是總結人類歷史的規律，為人類的未來發展提供生存參數。考古學是一個動輒以千年為尺度來思考問題的學科，在總結人類歷史的規律問題上具有獨特的優勢，這就是人地關系研究的價值所在。
考古學是一門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只要人類歷史上存在過、發生過的事物，又能遺留下來遺跡遺物，并可被考古工作者發現，都可成為考古學的研究對象，雖然大多是只鱗片羽，但都可被考古工作者循著蛛絲馬跡，把這些人類的記憶片斷綴合起來。每一批考古發掘的材料，都是當時社會一段記憶的濃縮，反映了那個社會的全部，需要對其進行全方位的解讀。但考古工作者的知識結構畢竟有限，要想得到符合那個社會的科學認知，就需要所有相關學科的科學工作者共同參與，協同作戰，這就需要多學科的跨學科合作。但是，首先需要考古工作者能夠確定哪批資料需要哪些學科的科學家參與，這就對考古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仰韶先民生存環境得天獨厚
記者：相比較對于世界其他文明起源的了解，仰韶時期的人類生存環境表現有哪些特點？這些特點與形成獨特的華夏文明有怎樣的關系？
張居中：人類起源、食物生產起源和文明起源是當今學界的三大核心課題，而仰韶時代文化主要涉及的是文明起源，也就是社會復雜化進程。進入新千年以來，在國家文明探源工程的支持下，考古界做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許多新的科學分析方法被運用于考古學研究之中，例如PCR擴增技術的進展，促進了DNA分析技術在考古人類學、動物考古與家畜起源、植物考古與農作物的起源等領域研究中的運用；穩定同位素和殘留物分析技術的運用，為了解仰韶先民的食物結構增添了新的有力證據；通過對地層樣品進行理化生物指標的分析，為復原當時的氣候環境提供了可靠數據；寄生蟲學的研究，為探索當時的人類體質與疾病、復原古環境甚至重構當時社會資源分配方式，提供了新的視角；埋藏學的進步，豐富了人們對古跡的廢棄與埋藏過程的認知。
相對于世界其他文明起源中心，仰韶先民的生存環境有其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首先，仰韶時代正處在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期，典型的仰韶文化又分布在東亞季風帶控制下的北方黃土地帶。適宜的氣候，充沛的降雨量，依風成黃土為母質形成的深厚沃土，促生了茂密的植被和繁盛的動物群落，為仰韶先民帶來了豐富的食物資源，并為發展種植業和養殖業提供了優越的自然條件。其次，仰韶時代文化分布區地域遼闊，明顯區別于新月地帶、尼羅河谷地、印度河與恒河谷地和多山的中美洲地區。再次，優越的自然條件為大型聚落和大規模聚落群的形成提供了條件，先民只要通過穩定的定居生活與辛勤的勞動，就可滿足自身群體生存繁衍的需要，而不必訴諸掠奪和戰爭。這就是形成中華民族勤勞而內斂、熱愛和平這種民族特質的理論和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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