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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中國古村落保護第一人”馮驥才赴安徽蚌埠龍子湖畔的古民居博覽園調研，他已過古稀之年卻仍奔波在中國古村落保護的第一線。做客京華茶館時，他也談到了古民居保護面臨的困境和新思考。他認為，傳統村落若沒有人了空巢了，也就死了，而古民居保護也要有生活氣息，“古民居必須是活化的，不能讓它空著”。
為何保護
這里有我們的民族記憶
提起馮驥才，很多人會想到語文課本里的《挑山工》《泥人張》。最近20年，他從文藝創作逐漸轉向了文化保護，特別是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傳統村落。為何會有這種轉變？馮驥才說：“我原來關心城市文化和歷史文化的保護，是文化人的立場，也是作家的立場，作家更關心社會精神。這些年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是巨大變化，在物欲的社會里容易輕視精神事物的價值，對我們的傳統容易放松，知識分子要關切社會，關切人的命運，更重要的是也要關切先民的命運。”
馮驥才覺得，中國社會正在從農耕文明步入工業文化，“西方的進程比較早，而我們一切的文化基本是農耕文化，向工業文化轉型時原有的農耕文化一定會瓦解。當人類到了文化自覺階段，就應該有文化保護意識。在中國的傳統村落里，有我們的民族記憶和精神傳統，有我們民族的終極價值觀，有我們民族的DNA和特有的審美，有我們豐富的、多地域的、多樣的文化創造，這些東西必須保留，必須傳承，不能失去。”
如果失去了這些民族中的DNA，中國人在世界上就沒有自己的文化身份。他說：“盡管我們有版圖，但如果失去了我們的身份，這是最可怕的，所以我們必須保護。習總書記提出要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為什么留住鄉愁？鄉愁是人精神情感的需要，留住村落就是留住我們精神的傳統，留住我們精神內涵的東西，我們的準則，我們的民族記憶、我們的審美、我們的價值觀。”
面臨現狀
每天消失近百個自然村
15年前，中國青年報發表報道《馮驥才哭老街》，天津在進行老城改造時把估衣街上的老建筑一點點拆了。馮驥才站在被拆毀的“天津總商會”廢墟上痛哭流涕，這個周恩來當年活動的地方，也是“五四”運動時學生領袖馬駿用頭撞柱子的地方，就這么給毀了。
如今古村落、古民居的保護依然面臨困境。馮驥才不止一次地說過，他很痛恨“舊城改造”這個詞，他提到這次調研的蚌埠古民居博覽園中的很多建筑，就是從推土機前搶救下來的。前些年馮驥才公布了一個調研數據，“2000年，中國共有371萬個自然村，2010年剩下263萬個。大約每年9萬個消失，平均每天消減80到100個村落。”
馮驥才說：“就是我們坐著說話的功夫，一個個自然村就倒下了。我跟溫總理講過，每個村落都是一部厚厚的歷史，但中華民族最大的問題是村落沒有村落史，村志最多是一個鄉，到了村就是一個名字了。我們已經把600多個城市變成千城一面，這是我們的文化悲劇，當時總理很激動，說不能讓后代連村落都不知道。”
在研究保護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中，馮驥才就注意到中國的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散落在村落里，特別是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村落也在逐漸減少，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大家庭，沒有權利讓少數民族消失。少數民族就生活在自己的文化里，他們的村落若沒有了，文化就沒了，民族就消失了，這是國家重大問題，不是一般的問題。”
如何保護
僅有名錄保護是不夠的
今年初，馮驥才出版了《中國傳統村落立檔田野調查手冊》《中國傳統村落立檔調查范本》等著作，將這些年保護傳統村落的經驗更加規范化地記錄下來。他表示，目前已有1561個村落列入到傳統村落名錄中，待第四批收錄完預計超過2000個，“但存在的問題非常多，這些村落還在大量消失，僅有名錄保護是不夠的”。
在馮驥才看來，中國的傳統村落保護還存在兩大問題：“比如有的村落里，某一個村很好，周圍的村會跟它也有關系，尤其是南方有些村落從中原遷移過去，分散在二三十個村落，相互之間有聯系。我們只保護建筑優秀、形態完整的那個村落，但如果周圍的根脈都斷了，也不完整。這種孤立保護是不行的，應該有一個古村落的生態保護區。”
另一個讓人憂慮的問題是“一個村落的基本形態沒有了，但還有幾幢經典的民居，還有一個好戲臺、祠堂、廟宇、古橋、歷經滄桑的井口，怎么保護？”馮驥才多次強調，“歷史建筑只有原址保護，才最有價值。”但是，如果單個民居、祠堂等無法在原地保存，就不能讓它們“坐以待斃”，采用露天博物館方式集中保護，是最佳的選擇之一。
這些年，蚌埠古民居博覽園從江西、福建、江蘇等地搶救了400多棟古民居，包括明、清及民國時期，不同區域的傳統民居。馮驥才也參觀了修復藏庫等，“馬總（馬國湘）是從推土機下搶救出來的，他們是真正的搶救，把整個民居都保護下來。”
新思考
古民居的保護要“活化”
這些年，馮驥才也走訪了瑞典、荷蘭、意大利、美國等國家，了解世界各地的古村落保護狀況。對于正在建設中的蚌埠古民居博覽園，他提出建議，這也是近年來的新思考，“最近里爾的市長講了一句話，歷史遺產的保護必須活化，不能讓它死了擱在那兒。傳統村落里若沒有人了，也就死了，而古民居保護也要有生活氣息。”
世界上最早的露天博物館是瑞典人1891年在斯德哥爾摩吉爾卡登島建造的，里面的民居、面包房、學校、教堂、磨坊、牲畜棚等錯落有致。讓馮驥才印象深刻的還有荷蘭阿姆斯特丹郊區的一個露天博物館，“那些也都是從推土機下搶救下來的，他們按照文物思維原封不動做出來，古代商業街都是彎的，沒有一條是直的，屋子里的所有細節都放進去。”
中國如何借鑒這種方式？馮驥才認為要因地制宜，也要考慮到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使其可持續發展。“比如蚌埠的古民居博覽園，可以結合露天博物館和村落旅游，建江西、福建不同地區建筑博物館，要查閱檔案，請民俗專家，注重所有細節，還可以有當地生活的小電影。”馮驥才回憶，他曾去過俄羅斯的一個露天博物館，里面還保留著俄羅斯人早期點燈用的木頭片兒，“這樣可以讓人聯想到當地生活特有的細節，看出人們生活的變化，給人精神內涵，讓古民居一下活起來。”
糾正“老衣柜”的年代
陪馮驥才赴蚌埠古民居博覽園調研的隨行人員提到一件趣事，在參觀博覽園內的博物館時，工作人員向馮老介紹一個舊衣柜時說是清代的柜子。馮老看了一會兒不以為然，他糾正說：“這上面的門鎖是清代的，但整個柜子是明代的。”他指著柜門上的畫說，“這種涂漆的工藝是明代的”。這位工作人員說，從博覽園開建至今已經接待了2000多位調研參觀的人，馮老是最專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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