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鄉村人口向城鎮轉移，一些小型鄉村自然消亡，一些鄉村區域直接非農轉化，鄉村數量規模和區域范圍縮減、發展活力下降。我國超大城市的非農化城鎮化進程走在其他地區前列，防止鄉村過度衰退的需求也更為迫切。新時代，亟待重新認識鄉村的寶貴價值，進一步凝聚共識，加大保護與支持力度.

　　日前，上海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工作領導小組舉行會議，強調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緊密結合上海超大城市特點，集中精力抓落實、求突破、增動力、強領導，加快推動鄉村振興戰略落地見效，全面促進上海郊區鄉村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

　　當一個城市發展為超大城市，無論它與周邊的鄉村是行政隸屬關系還是僅為區位相鄰關系，都已形成互為依托和影響的發展共同體。鄉村是超大城市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相較于其他區域，超大城市的鄉村振興內生需求更迫切、條件更成熟，需要予以高度重視并加快推動。

　　城市鄉村互為依托共生發展

　　在我國，大到直轄市，小到縣級市，一般都是涵蓋城市、鄉鎮和鄉村的地域綜合體。對于超大城市而言，除深圳市（2004年全部

　　“撤村設居”，是我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沒有村委會建制的城市）情況比較特殊外，其他都擁有數量規模較大的鄉村。

　　例如，至2016年，北京市有3941個村民委員會、293.3萬鄉村人口；上海市有1590個村民委員會、256.67萬鄉村人口；廣州市有1144個村民委員會、176.23萬鄉村人口。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北京市有5000多個自然村，上海市有約30000個自然村，廣州市有6000多個自然村。

　　鄉村是城市區域的基礎組成部分，對超大城市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和服務功能。但坦率地講，隨著鄉村人口向城鎮轉移，一些小型鄉村自然消亡，一些鄉村區域直接非農轉化，鄉村數量規模和區域范圍縮減、發展活力下降。我國超大城市的非農化城鎮化進程走在其他地區前列，防止鄉村過度衰退的需求也更為迫切。新時代，亟待重新認識鄉村的寶貴價值，進一步凝聚共識，加大保護與支持力度，以有力措施引導、扶持鄉村發展振興。就上海而言，有必要加大引導、推動力度，力爭率先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為不斷增多的城郊型、都市影響型廣大鄉村探索振興發展模式。

　　從世界城鄉關系演變的一般規律來看，在農業社會，城市與鄉村孤立分散發展；工業社會初中期，城市與鄉村總體對立發展，在土地、勞動力、資金等資源要素方面呈競爭關系，非農化城鎮化占據主導，總體趨勢為“城進鄉退”；工業社會后期及后工業社會，城市化進入成熟穩定階段，城市和鄉村在土地利用及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多個方面相互混合融合、密不可分，形成互為依托和影響的共生發展關系。

　　當一個城市的城區常住人口規模達到1000萬以上時，就意味著這個城市實現了高度城市化，成為規模龐大的巨型城市。此時，城市發展模式由規模擴張為主轉為內涵提升為主，城市與鄉村形成關聯緊密的發展共同體，城鄉發展需要更高層次的一體化考慮。

　　補齊短板和提升能級的需要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對于促進超大城市全面、穩定、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是保障城市食品供給安全。

　　上海市常住人口超過2400萬人，北京市常住人口超過2100萬人，廣州市常住人口超過1400多萬人。規模如此巨大的城市，一定的農副食品自給率是保障社會民生穩定的戰略基礎。

　　從全球城市的情況來看，隨著發展階段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對健康食品的重視程度及需求量隨之上升，且更傾向于就近生產供應新鮮食品。巴黎、紐約、倫敦都通過戰略規劃、行動倡議等多種方式，保護和拓展用于食品生產的土地，甚至在寸土寸金的城區也尋求適合發展社區農園的都市農業空間，進而構建與本地生產消費直接對接的食品供應短鏈，增強本地農產品在數量、品質、價格和多樣性等多方面的供應保障能力。

　　農業生產是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相結合的過程。農產品的生產具有周期性，供應相對于市場需求呈現滯后性。農業發展的基礎資源要素——耕地，尤其是寶貴的土壤耕作層，一旦遭到污染或破壞，短期內難以修復或再生。因此，農業發展必須著眼于長遠。從這個意義上說，超大城市應該保持一定的耕地保有量、保護農業發展空間，以有效防范食品安全危機及其引發的社會風險；要保護和發展農業，保障有人種田，改善鄉村生產生活條件，提升鄉村發展水平。

　　二是加強城市生態安全。

　　我國的超大城市不僅人口規模大，而且城市建成區面積大、開發建設強度高，生態系統相對脆弱，環境質量較差。而由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等構成的鄉村區域，是超大城市生態基底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常來說，超大城市可專門用于生態功能建設的土地空間比較稀缺。農田濕地、果園、林地、養殖水域等農業用地則可在保障生產功能的同時，積極發揮生態調節功能，不斷改善城市生態環境質量，從而成為超大城市的綠色基礎設施。

　　特別是，鄉村地區的動植物資源，是超大城市生態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有助于保護超大城市的生物多樣性；鄉村田園構建的開敞空間，可以優化超大城市的空間結構；鄉村自然開闊的田園景觀，農業春華秋實的季節變化與自然美感，可以對超大城市密集壓抑的人工景觀起到轉換調節作用，改善超大城市的環境景觀品質。

　　三是促進健康、活力、人文之城建設。

　　超大城市的工作生活節奏快、壓力大，收入水平較高，居民對自然田園的精神文化需求更為強烈。通過鄉村振興戰略，在超大城市周邊重塑寧靜優美的鄉村，可以讓城市居民方便快捷地暫離都市喧囂、適度放慢腳步，感受自然田園的安靜恬淡，深度參與體驗農耕生活，還有助于搭建家庭、鄰里、同事等的交流平臺，起到放松身心、緩解亞健康、培養健康生活方式等的積極作用。同時，可以為主要在城市中成長的少年兒童創造更多接觸大自然的機會，體驗親手播種收獲的樂趣，從小培養對自然、田園和食品的了解與珍愛。

　　進一步來看，自然、美好的鄉村生活和鄉村文化，既是超大城市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也對城市人回歸自然、感受慢生活，構建和諧、多元、向上的城市社會文化，豐富城市文化內涵等具有潛移默化的積極影響。

　　四是推動實現全面協調發展。

　　當前，我國超大城市的城鄉發展差距還比較大。2017年，北京、上海的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已突破6萬元，但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尚不足3萬元，城鄉收入比分別為2.57和2.25。同時，城鄉生活環境條件、農業與非農產業的發展水平及效益等均存在較明顯的差距。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既是改善鄉村生產生活條件，促進鄉村經濟社會發展，增強鄉村發展動力、活力、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內生需要，也是超大城市補齊短板、實現全面協調發展的需要。引導城鄉優勢互補、資源要素合理流動、經濟社會聯動發展，有助于超大城市進一步釋放發展潛力，挖潛新空間，培育新業態、新模式、新增長點，有助于整體實現高質量轉型升級發展，提升城市能級和綜合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