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觀書，卻不能說入門談現代書法，這篇雜感，門外談而已。請知者教。

　　書法是一門內容完全變成了形式的藝術。它沒有題材，沒有摹仿，沒有描述。它虛構現實，但不虛構客體（物象）；古代書論，頗知此理。如楊子說：“書，心畫也。”已指出它表現心靈而不反映現實的特質。劉熙載說：“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也。”如黃山谷形容司馬光的書法：“左準繩，右規矩……觀其書，可以想見其風采。”這“如也”，并非如肖像畫一般可以睹其目睛毫發，乃一種抽象形式的神似。《金石略序》云：“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此說如其時代。“北書以骨勝，南書以韻勝。”——是說如其地域：地域語言、景色、性情之類。至于說書法“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之狀”，則是如人及一切生靈之運動。韓愈《送高閑上人書》說張旭書法先“觀于物”，見“天地萬物之變”，然后“可喜可愕，一寓于書”——由觀物變情，由情寓書。宗白華稱張旭書“不是事物的刻畫，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這“意境”即“如也”，而絕非“映像”。

　　變作了形式的內容，那形式即內容。但“如也”之如什么，仍是器的范圍，器與道通，書法的最高目標亦是“道”。這就是“書雖藝事，可進于道，以書見道”。“道”是說不清明的，但它是某種終極價值，人的一切行為包括藝術活動，只有與這種超驗的終極意義相連，才能產生充實感與歸依感。鴉片戰爭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人心中的道，逐漸破碎、失落。現代書法的萌動，曲折地反映著古“道”的失落，亦曲折地透露著尋找新“道”的沖動與迷茫。傳統書法千變萬變，不曾脫離儒、道諸家所闡述的生命理想和人格價值。現代書法魂系何方？

　　在舊的價值體系崩塌、新的價值體系又未建立起來的混亂時期，藝術的首要使命還不是形式、內容這些具體的“器”本身，而是如何以器尋道，進而達到新的“以書見道”。否則，混亂時期就難以結束。

　　書法是書寫漢字的藝術。先有功能性的文字，后有審美性的書法，兩者重合為一。書法依附于文字符號這種特殊的空間占有形式。文字與書法的重合，是意義符號與藝術符號、實用價值與審美價值的重合。一部書法史，是審美與實用先結合后分離的歷史，但依附性與重合性始終未變。體現在筆法、結體、行氣中的精神性，大抵是獨立于字義之外的。書的“如也”，與文字的意指無關。換言之，文字符號與書法造型表現形態上重合，內涵卻是二元的。

　　二元但彼此相關，即文字意義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對創作與欣賞發生一定作用。草、篆要“釋”，為的是便于欣賞者讀，“讀”文于書家和觀眾均不是可有可無的環節。對書家，它往往構成創作動機和意態的一個因素；對觀眾，它往往是欣賞的輔助。孫過庭說王羲之寫字“涉樂方笑，言哀已嘆”——那“哀樂”乃文義的情感，那“笑嘆”乃被文義情感激起的情感，也就是孫氏說的：“寫《樂毅》則情多怫郁，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文字意義對書家創作意態的影響多表現為無意識滲透，當事者常不覺然。歷代法書名跡，或寫碑、或記事、或書信、或詩題、或書聯，莫不是在表達文字意義的過程中創造書意的。不必把文字意義的作用估計過高，但它和書法藝術如影隨形，須臾不離，是無疑的。其重要性在于，它決定著書法藝術的公認信碼（cpde）性，這種性質，又是書法藝術文化歷史特征、可辨認性和大眾性的根本條件。建筑學把實用視為第一性的功能，稱其審美文化意義為“二次功能”“三次功能”；書法藝術正相反，審美是第一性的，文字意義略似于“第二功能”。

　　文字形義約定俗成，離開這種約定俗成性，意義便消失了。如果說傳統書法有一條基本邊界，那就是這一約定俗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