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90卷本、總計1500多萬字的《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簽》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完成了這部寫作時間跨越30個年頭的大部頭著作，劉慶柱、李毓芳這兩位考古人終于卸下了一副重擔。

　　“厚度有多少呢？幾乎是我倆的身高之和，3.1米。”一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慶柱，他便介紹起這部對我國古代軍事管理史、漢字發展史具有重要意義的著作。一頭銀發下，當年透過放大鏡看見這批刻在牛骨上的皇宮檔案時的驚喜，依然那么真切。“這里面的內容，主要跟漢代軍工生產有關，對研究當時地方手工業、軍工工業以及當時書法、官制等的變化，都有非常大的價值”。

　　“說起來，這部著作還與光明日報有不解之緣呢。”劉先生說。

　　時間回到30年前的1989年。“光明日報的一位記者，聽聞未央宮出土了大量骨簽，一定要來采訪報道。”當時主持這項發掘的，正是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考古隊隊長的劉慶柱。他沒想到，一家中央媒體竟對骨簽這么專業的問題有如此大的興趣。一番深入交流后，《西安未央宮遺址出土三萬余片骨簽文書》一文，出現在光明日報1989年3月7日的頭版。“光明日報在知識界的影響力是最權威的，報道引起了很大反響。”《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簽》一書也自那時起開始籌劃。劉慶柱說，多年來，自己不僅是光明日報的作者，也是忠實讀者。

　　早在中學時期，劉慶柱就對歷史頗有興趣，1962年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分專業時，他選擇了考古學，人類已有200萬年的歷史，而“狹義歷史學”（文獻歷史學的五千年文明史）僅僅研究人類全部歷史的0.25％，剩余的99.75%則需要考古學去解決。“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考古學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傳入中國，而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以古代物質遺存復原、研究歷史，考古學在這片土地上，定會大有作為”。50余年來，這一學術抱負從未改變。

　　1968年，劉慶柱和后來與他結為連理的同班同學李毓芳，被分到陜西的部隊農場勞動鍛煉，這一待就是整整兩年。

　　在勞動之余，劉慶柱讀了《毛澤東選集》《馬克思恩格斯文選》以及列寧的重要著作。那段經歷，不但磨煉了他的學習意志，擴充了他的知識面，也更加堅定了他從事考古研究的信心。“《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探討國家社會的起源和發展問題，正是考古發現與研究，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提供了科學支撐”。

　　1972年，劉慶柱來到咸陽地區文教部門工作，與愛人攜手走上了古代都城與帝陵考古之路。他提出并啟動了秦都咸陽考古發掘計劃，花幾年時間整理了大量秦都咸陽遺址的田野考古資料。此后，他在《文物》雜志上發表《秦都咸陽幾個問題的初探》一文，首次在學術界提出秦咸陽城的范圍、布局、結構，繪出遺址平面示意圖。學界評價這一研究把考古資料與文獻考證相結合，是秦都咸陽研究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重大成果。

　　為歷史尋找物化載體，是劉慶柱一生的學術追求。古代都城與古代帝王陵墓，是他認定的承載古代國家歷史的重要物化載體。中國古代都城要從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層面去解讀和分析，其中蘊藏著深厚的國家認同核心理念，折射出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傳承。

　　從20世紀70年代初起，劉慶柱參加并主持了秦咸陽城、漢長安城、漢唐30余座帝陵及數以百計的帝陵陪葬墓的考古調查工作。不論是嚴冬還是酷暑，為了獲得第一手考古資料，他或徒步，或騎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穿行于偏僻的田間、崎嶇的山路。他說，每年都有10個月左右吃住在工地，沒有“工作時間”與“非工作時間”之分。

　　改革開放后，我國考古學迎來了快速發展期。1982年至1984年，劉慶柱主持發掘漢宣帝杜陵陵園遺址，并在中國考古學、歷史學上，第一次詳盡、科學地揭示了漢代陵寢制度，解決了許多文獻記載語焉不詳的問題，填補了這一領域的學術空白。

　　從1993年開始，劉慶柱先后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他主持召開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術研討會，對以往都城遺址考古工作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并指導此后的各都城遺址考古工作，取得較大進展，獲得豐碩的學術成果。這集中表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重點進行的偃師商城宮城遺址全面揭露、20世紀90年代后期考古發現的陶寺城址、世紀之交二里頭遺址宮城與路網的發現等。

　　和很多學者一樣，在占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考古材料的基礎上，劉慶柱開始對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理論、方法進行深入系統的探討。他先后發表涉及古代宮城考古學、古代都城考古學、古代都城建筑思想理念、古代都城遺址布局形制等主題的論文。2000年1月，劉慶柱在光明日報發表《中國考古學五十年》系列文章，連載4期，對新中國考古學研究進行了系統化、理論化的梳理。他的許多著作，包括《漢長安城》《漢長安城未央宮》《中國考古發現與研究》等，在考古和歷史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觀念的歷史與歷史的真實有時候有不小的差距，考古學要在這方面發揮作用。”他表示，受杜牧《阿房宮賦》的影響，阿房宮的瑰麗宏偉、項羽火燒阿房宮的故事家喻戶曉。然而，2003年至2004年，在以多學科結合開展的阿房宮遺址考古工作中，通過對遺址全面系統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他得出當年只完成了阿房宮前殿建筑基址的建設、“火燒阿房宮”子虛烏有的結論。這項考古新發現引發不小的爭議。“但我堅定地認為，不能用觀念的歷史代替歷史的真實，而應當根據客觀發現，還歷史以真正面目，堅持實事求是的歷史觀”。

　　“學術研究是自己的事業，當然也更是社會的事業。”劉慶柱時常教誨學生，“夫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學者不只是享受做學問的樂趣，還要意識到社會科學工作者肩負的使命。他要求自己必須對學術、對社會認真負責，及時整理、發表與出版各種考古發掘報告。

　　正是這種使命感和學術抱負，使劉慶柱把自己的戰線從考古延伸到文化遺產保護和申遺工作。“文化遺產是國家、民族的根與魂，是我們歷史的載體，是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記憶”。20世紀90年代，他為三峽工程的文化遺產保護，多次現場考察、積極呼吁；21世紀初，他在全國兩會上建言，加強南水北調工程沿線文物保護，全面開展考古調查；針對收藏熱過火及一些鑒寶節目的導向偏差，他主張遏制收藏領域的炒作；近年來，他又為絲綢之路、京杭大運河、蜀道等文化遺產申遺而四處奔走……

　　“考古絕不是僅僅挖幾件古董。”結束時，劉慶柱說，“考古向科學提供實證資料。作為一個基礎學科，考古學能通過對過去物質文化遺存的研究，探索過去的歷史，以史為鑒，讓今天的生活更美好。”正是這一信念，讓已經76歲的他，依然奔波在一個個考古現場與學術活動中，忘記年齡，樂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