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本土經驗中存在“狂”的概念

　　目前我們所說的狂歡概念基本上還是一個舶來品，與我們熟悉的包括尼采的“酒神精神”有關系，以及后來更直接的是巴赫金的狂歡理論，他把這個概念延伸到文學及大眾文化研究中。

　　廣義的節日包括像廟會等這類民俗活動中的狂歡，在本質上與源自歐洲的狂歡概念有相同的地方。但正如我們提出本土經驗一樣，狂歡這個概念也應該具有我們自己本土的特點。比如，在過去中國很多傳統的文獻當中，特別是那些描述歲時節日的文獻，每當提到“熱鬧”的時候，很多文人也會用“舉國若狂”這樣的字眼。所以“狂”的概念在本土經驗中存在，而且這類描述從現象或者本質來講都很類似。

　　節日狂歡與主流意識形態

　　主流意識形態，從社會控制角度來講，強調的是一種秩序；從精神生活層面來講，對于過去傳統儒家以及后來的士大夫而言，它講究的是一種理性，而不是非理性。所以中國傳統或者日常生活中“狂”的這種狀態肯定與以上兩種要求是相對立的，即在這個意義上來講，與主流意識是相對立的。但是，這種對立在老百姓看來，不一定從反朝廷或者反政府甚至反社會的角度，而是可能和秩序、理性有不契合的地方。現代社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特別是在商品社會，人口流動的頻繁是十分常見的事情，但對傳統社會來說，就是和日常生活秩序相悖的，因為過去強調的是“父母在，不遠游”。大量的人口在空間或時間上的頻繁流動，這會形成一種潛在的威脅，可能和主流意識相對立。直到今天，當人口頻繁流動已經成為一種常態的時候，特別是在我們的節日期間，比如春運、假日黃金周等，也依然是讓管理部門緊張的一件事情。雖然現在人口頻繁流動的事實讓大家接受，但是當超出管理和控制能力的時候，(政府)還是會非常緊張的。于是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看上去似乎是負面的東西。

　　節日與日常生活的區別

　　節日的存在有可能本身就和日常生活有區別。節日的存在通常代表著一種階段性，甚至是一種斷裂。但是日常生活的秩序通常代表一種延續。像戰爭與和平一樣，但沒有那么夸張。在節假日期間，有很多活動都可以通宵達旦。一家人在一起打牌，實際上也是一種狂歡，這種行為帶有狂歡性，只不過這種狂歡性在比較小的空間內體現出來。再比如世界杯是球迷的節日，在世界杯或類似于世界杯這類體育競賽的活動期間，在與球迷直接發生關系的很多服務性機構，如酒館、咖啡館等空間里面都會出現一系列行為，這些行為都可以被看做狂歡。當你把節日放在一個更大的生活空間中審視，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潛在的危險或者無序的狀態。但是老百姓會創造出很多其他的，規模相對較小的，自己能夠管控的，不會影響太大的狂歡行為。

　　節日中的有序與無序

　　無序和有序的行為不僅僅是相互延續替代的過程，也是一個同時并存的過程。我們知道中國有許多不同種類的節日，特別是和宗教信仰有關的節日場合中都有儀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很多部分的安排是非常有序的。在很多大型活動里面，不管是神誕日，還是像傳統春節這樣的活動或是其他的活動，鄉村的游神活動是非常有序的。這些非常有序的活動被安排在白天，到夜晚則會有所不同。白天和黑夜有明顯的時間分野。有序和無序的活動，狂歡和非狂歡的活動被安排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當中。中國的老祖宗，中國文化傳統經過長期實踐，確實具有了本土的特色。

　　但是不能把整個節日包括廟會這一類的活動完全用“狂歡”一詞加以概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無序的，另外一部分則是有序的，有序與無序是相輔相成的。中國當下確實存在節日淡化的傾向，這需要去觀察，去和政府對于秩序的特定要求聯系起來分析。在一些比較特殊的時候，政府會加強管控。放在一個長時間的歷史體系中去觀察的話，并不是現在中國獨有的。很多節日表現形式是一種現代化的、革命化的形式，本質上卻還是帶有很多傳統的色彩。有些地方的廟會活動被納入到了政府的工作日程當中，甚至由政府出面舉辦，說明節日狂歡的背后確實有一種對秩序產生威脅的因素存在。所以在特定或者敏感的時候，這類情況放在歷史中也是一種常態。

　　拿中考和高考來說，畢業狂歡是生命歷程中某一個重要階段出現的一次斷裂，常態階段的終結。在這個時候需要一種宣泄，挑戰和放松。從本質上講，與節日或者狂歡都有關系。生活中有很多構成節日的因素，任何一種節日，狂歡的行為都是特定人群的特定訴求。我們關注節日應該關注這一類的更廣義的行為。

　　只要世界上存在不同的人群，在各個人群的生命歷程當中，存在著重要的階段性，必然就有各種各樣的節日存在。只要有傳統節日的延續和新節日的創造，就必然會有狂歡，我們應該采取一種開放的心態去對待它們。從中國本土的節日來講，最后結局都是從無序重歸有序。臺灣有的學者提出了“常”與“非常”的概念，二者不應該是絕對的，斷裂或者發泄也是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不能完全看做二元對立的狀態。

　　節日中的“禮俗同構”

　　從本土經驗提煉中國節日理論是一個高難度的問題，中國用很長時間討論社會科學本土化，理論本土化，但到現在仍沒有明顯的進展。套用中國傳統的“禮俗同構”的說法。節日過程中的秩序可以用“禮儀”的概念來表述，禮儀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溝通上層精英與最下層老百姓的重要線索。這些節日從上到下都是一套禮儀，只是做法上有區別。另一方面，民間的節日中存在著反抗、顛覆和無序的現象，這又是俗的表現，是老百姓在節日中的一種發揮，也是精英與底層的重要區別。禮與俗的問題在過去被看做是對立的，但從對節日討論可以看出實際上是一個“禮俗同構”的問題。禮與俗的概念不僅限于節日狂歡、廟會這一類的話題，也可以被放置到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和今天的民俗學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