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建筑遺產的保護，現在已經成了國際文物建筑保護工作中普遍關心的課題。

　　1999年，國際文物建筑最權威的組織ICOMOS在墨西哥召開大會，通過了一份《關于鄉土建筑遺產的憲章》。這是國際上第一次召開專門關于鄉土建筑遺產保護的會議，發表第一份關于鄉土建筑遺產保護的憲章。在它之前，1964年該組織通過的《威尼斯憲章》是國際文物建筑保護界公認的最權威的文件，它奠定了文物建筑保護的基本價格觀和方法論原則。以后陸陸續續又發表過幾個《憲章》和《宣言》，對《威尼斯憲章》做了些補充和拓展，但仍然都根據它所指定制價值觀和保護原則。

　　《關于鄉土建筑遺產的憲章》，是在《威尼斯憲章》通過了35年之后對它的一次重大的補充，它第一次正式認識了鄉土建筑的價值，也就是農村環境中普通老百姓的建筑的價值。

　　無論國際上還是中國，把鄉土建筑遺產放到重要位置上，這都是文物建筑保護事業的一個極重要的轉折。從那以后，普通老百姓的建筑以它們獨特的意義和價值要大舉進入了文化遺產的領域，這是這個領域的革命性轉變，意義十分重大。

　　不論中外，公認的文物建筑的價值觀是：雖然它們具有歷史的、科學的、藝術的、情感的、使用的和其他各種各樣的可能具有的價值，但文物建筑的根本價值是作為歷史的實物見證。其他各方面的價值，會隨著歷史的變遷而變化，也會因不同的人的視角而有差異。但作為歷史的實物見證，這價值是客觀的和恒定不變的，即使人們對歷史的評價變化了，它們作為歷史的見證的功能還是不會變。

　　從這個核心價值觀出發，本來早就可以簡捷地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為帝王將相使用的或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服務的宮殿、府邸、陵墓、廟宇，它們所見證的歷史是極不完全的、極片面的。在它們所見證或書寫的歷史里，沒有普通平民尤其是農民的生活史和創造史，更沒有他們對歷史的見解和評價。這種片面性的產生，源于根深蒂固的占主導地位的歷史觀的片面性，要克服這個偏見，并不容易，所以對文物建筑的觀念的片面性，要滯后了許多年才能克服。

　　大學者梁啟超說過，中國的二十四史在不過是皇帝的家譜而已。這個評論非常準確而且深刻。事實是，一個人把二十四史讀的滾瓜爛熟，也不知道中國社會是什么樣的，不知道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老百姓是怎么活著的；他們干些什么，怎么干的；想些什么，怎么想的；日子是怎么過的，過得怎么樣；他們造過反，為什么要造反？要知道這些，從二十四史這樣的“官書”里是得不到必要的知識的。

　　那么什么樣的建筑能夠記錄或者見證宮殿、廟宇之類的所謂“意義重大”的建筑所沒有記錄或者沒有見證過的民間大眾的歷史呢？當然是民間的大眾的歷史呢？當然是民間的鄉土建筑。中國兩千年的農業文明史，主要是農民的文明史，這一部文明史的見證，極重要的是千千萬萬農民生活在其中的鄉土環境，主要是建筑。它們的見證詳盡、具體而生動。農民的生產勞動，包括農業、副業、手工業、水陸運輸業；農民的家居生活和文化生活，包括歲時禮俗、人生禮俗以及各種各樣的娛樂和雜神崇拜，以及農民們的生老病死甚至農民中不斷發生的“造反”等等，都在鄉土建筑上留下鮮明的印記，能夠一一解讀。

　　所以說，只要承認文物建筑是歷史的見證，那么，必然的，就要走向把鄉土建筑當做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當做極其豐富、極其多樣、有其細膩深入的鄉土社會和生活的史書。這是一個不能爭辯的邏輯結論。

　　中國人還了解那些漸遠的鄉土建筑和禮俗嗎

　　中國農業文明時代的鄉土建筑遺產是世界上最豐富的，中國可以憑借它的鄉土建筑對世界文化遺產寶庫做出重大的貢獻，原因在于中國漫長的農業文明時代里社會和文化的獨特性。

　　在農村的居住建筑和生產性建筑方面，中國和歐洲各有特色，反映著其生活和文化的傳統。造成中國鄉土建筑在社會歷史意義上和品類上大大超乎歐洲之上的，主要是由于在中國農業文明時代里農村生活中影響極其深刻的宗法制度、科舉制度和實用主義的泛神崇拜。這三項強有力的社會文化要素都是世界其他國家根本沒有的，而恰恰是這三項催生了當時中國農村中主要的公共建筑類型，規范了它們的形制，進一步影響到村子的整體布局。

　　在中華農業文明的主要地區，凡正常發育的農村聚落，大都是血緣聚落。聚落的大多數居民都是同一個祖先的后代，就是所謂的“主姓”。少數非主姓的村民，大多也各屬于一個比較小的宗族。中國漫長的農業文明時代，政府的管理實際上只及于縣和比較大的鎮，縣以下的村落基本上都是自治的，這個自治體的管理由宗教主持。其中，有一些歷史復雜的村鎮多是雜姓聚落，則由“社”或“會”負責管理公共事務。宗族掌握著村落的公權力和大量的共有財產，可以對村落進行全面的管理。

　　由宗族主持建筑的公共建筑，最主要是各級宗祠，包括大宗祠、房祠、分祠和香火堂。除了每年有一定次數的祭祀祖先和團拜之外，村民們還在宗祠里的戲臺前看戲，在宗祠里討論大事的懲治奸惡。宗族也負責公共性工程的規劃和建設，例如街道網、給水排水系統、戲臺等公共建筑和堤壩、堰塘、道路、橋梁、學孰、墓地，直到風景點等等。

　　宗族興辦教育，村民在科舉上有了成就，在宗祠里貼喜報、掛功名匾，在宗祠門前立桅桿、造功名牌坊。有些村子，宗族公田所得的糧食貯存在義倉里，準備撫養老幼病殘。有些宗族還有由公田支持的敬老院和孤兒院，孤窮族人死了，宗族可以給他們葬在義冢里，未成年少兒死了，有枯童塔收尸。

　　每個血緣村落里，大宗祠和房派分祠都是全村最輝煌壯麗的建筑，它們是宗族和房派興旺發達的標志，是村落的臉面。有些富裕雜姓的村落，大小宗祠竟有達到數十座的，它們大大豐富了村落的景觀。

　　科舉制度也是中國特有的，起于隋代，止于清末，一千多年時間里，它的影響一直滲透到窮鄉僻野。一個普通百姓，只要不犯法，不操“賤業”，便可以苦讀“經書”，通過相當公平的考試，進入仕途。科舉制度大大激勵了一些農家子弟讀書的積極性，宗族為了整體的利益，也很重視興辦基礎教育，用族產設塾延師，建立文館，資助窮困少年俊彥進學、赴試，獎勵他們在科考上取得成績。為了祈求誘人取得科舉的輝煌成就，還建造了不少莊嚴華麗的公共建筑，例如學堂、文昌閣、奎星樓、文峰塔、文筆、焚帛爐、文館等等，有少數村子甚至造起了文廟和鄉賢祠。科舉成績好的村落，會有功名牌坊、翰林門、狀元樓。科舉制度大大提高了農村的文化水平，讀書而沒有進仕的和當了官而退食還鄉的人們，形成了農村的各方面的建設都做了很大的貢獻，他們不僅有力地提高了村子建筑的藝術水平和文化蘊涵，自己也造些風格典雅的藏書樓、書院、小花園等等，氤氳出村落的耕讀理想。這些文教建筑大都是建筑藝術的精品，帶動了鄉村建設中的審美追求和對自然的親切感。

　　中國農民歷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信仰，有的只是實用主義的泛神崇拜。實用主義的泛神崇拜也大大豐富和提高了鄉土建筑。中國農村里，真正的佛寺道觀是很少的，偶然有幾個，也大都是混到泛神崇拜里去了，如來佛和痘花娘娘、魯班先師并肩而坐，元始天尊和土地公婆、柳四相公、牛王爺、藥王爺以及一些不知其名的土偶共處一堂，同享一柱香火。

　　和這種現象并存的，是有許多非佛非道的神靈享有的廟宇，例如土地廟、龍王廟、三官廟、山神廟、蝗廟、媽祖廟、臨水夫人廟等等，其實大多也是在神壇上供著各色各樣的“神”甚至有來歷不明、出身曖昧的什么“神靈”。神靈雜，廟宇也就多，有些不大的村落，竟有大小廟宇幾十座。有些跟百姓關系好一些的神或者威力無邊的保護神，到處都有廟，例如三圣廟、關帝廟和觀音廟。

　　廟宇有大有小，大的是巍峨堂皇、樓臺重疊，甚至可能有一座戲臺、一座寶塔。小的不過只容得下一塊神名碑罷了，但大多也是一絲不茍、精雕細刻。它們都是村落里的藝術節點，大都位置在顯眼的地方，對村落的面貌有很大影響。

　　宗法制度、科學舉度和泛神崇拜在最大量的居住建筑里有鮮明的烙印。宗法制度主要表現在住宅的格局型制上，包括長幼有序和禁錮婦女的內外之別；科舉制度主要表現在住宅土地神、門神、灶神、行業神、各種庇護神等等的神龕布局上，另一方面表現在風水迷信上。這些也都同樣有助于認識中國農業文明時期獨特的文化歷史。

　　總之，宗法制度、科舉制度和實用主義的泛神崇拜給中國鄉土聚落帶來了大量藝術水平很高的建筑，這些建筑就是這些制度和崇拜的最生動的歷史見證。正是它們，無論在結構技術上、功能型制上還是藝術風格上，都是中國傳統鄉土建筑最典型、最高水平的代表作。這三大類輝煌的建筑又是中國所獨有而為世界其他國家所無的。

　　整體保護意義重大

　　其實，中國的少數民族，它們也各有自己特色鮮明的文化和生活環境，表現在他們特有的建筑類型上，如清真寺、喇嘛廟、碉樓、鼓樓、風雨橋、蘆笙壩子等等，它們各有自己獨特的型制、技術和藝術。

　　中國農村鄉土建筑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大大超過了外國。保護好這些鄉土建筑遺產，是我們中國對世界文化遺產一項重大貢獻。

　　宗法制度、科舉制度和實用主義的泛神崇拜對傳統鄉土社會的影響，都是在整個村落尤其是血緣村落的人文環境里發育起來的，它們的存在和作用都依賴于村落的整體。它們也在相互間形成了一個文化整體，例如，宗族的興旺依賴于科舉的成就；而要想科舉有成，一個祈愿形式，就是給文昌帝君燒香磕頭；文昌帝君在村落里的存在要靠文昌閣，而文昌閣是由宗族出錢出力來建造的。本分的農民靠種田謀生，種田要養牲口，牲口病了得請馬王爺來救治，給馬王爺造個廟先要請秀才擇吉、相地。

　　秀才當年讀書在宗祠辦的義塾里，義塾是由公田支持的，而耕種公田的是老實本分的農民。一個村子，就是這樣一個有機的系統性的整體，而且宗族性的、科舉性的、泛神崇拜性的建筑，一般都對村落的整體如村落的選址、結構布局、整體風格和周邊自然環境的關系以及公共中心和藝術節點的形成等，產生重要的影響。所以，只有整個村子，才能完整地、系統地反映鄉土社會的文化歷史信息，個別的建筑是承擔不了這個作用的。

　　于是，理所當然，作為農業文明的實物見證的鄉土建筑的保護，應該以一個個完整的村落為單元，它包含著鄉土生活各個方面的歷史信息。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起始，我們的鄉土建筑保護工作就采取了整體地保護一個村落的方案，得到國際文物建筑保護界的贊同。《關于鄉土建筑遺產的憲章》里就說：“鄉土性幾乎不可能通過單體建筑來表現，最好是通過維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來保護鄉土性。”

　　在這樣一個重大的文化事件中，中國鄉土建筑以類型的豐富和特色的鮮明，豐富了世界文化遺產的寶庫。我們可以通過自己謹慎而深入的工作，對世界做出很有意義的重大貢獻。這是我們的機會和光榮，更給了我們沉重的責任，我們千萬不可以掉以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