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不像近人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但是古人的有些講法，在近人原儒的時候，其實被忽略了。章太炎用文字訓詁的方法，把古人的很多論述全甩在一邊。這里我們還是要回顧一下古人論儒的一些代表性講法。

　　第一，六藝說。

　　《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碧饭珜θ宓牧私?，是以六藝作為首要的基點，這是很重要的；其次他把“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看作是儒的最重要的社會功用。所以“以六藝為法”，也可以說是以六藝為體，“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是其用，強調儒的社會作用功能，是要建立政治倫理的秩序。這是百家都不能夠取代的社會效能。太史公這個講法，雖然沒有講儒的原起、根源，但是他實際上包含了這樣一種思想，因為他是以六藝作為把握儒學的一個基本點。這個講法意味著儒家的出現興起，是起于對六經的傳承解釋。

　　第二，“述周說”。

　　《淮南子·要略》說:“周公受封于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边@是說儒者之學的產生起源，是繼承文武周公的王道政治傳統。所以整個周文與周道是儒者之學的根源，換言之，它不是像《太史公自序》里那樣泛括六經，而重點強調六經中的周道、周文。

　　第三，“王官說”。

　　《漢書·藝文志》以諸子百家皆出于王官，認為“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袓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這里以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這個說法最早見于劉歆《七略》。胡適不贊成這種講法，他認為諸子思想主要還是反映時代和社會的變化。當然，胡適的說法也有一定的偏差，我們還是要看其文化的傳承。

　　“王官說”有兩個特點，一是注重從教化的角度來分析根源，它不是從《周書》的政治思想，或者宗教觀出發的，而是著眼在教化論。從這點來講，是有其合理之處。另外，教化會涉及到執掌教化的職官的功能，所以他提出司徒之官也有其一定的道理，只是他沒有講出司徒之官的功能與教化的明確關系，這就既忽略文化的傳統，也忽略了西周以來的整個政教傳統。在這個職官的執掌之下，幾百年的政教的傳統，沒有明確表達出來。即便如此，“王官說”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近代的學者都是從《說文解字》出發，如章太炎發揮“術士”，胡適發揮“儒者柔也”，都忽視了《說文解字》之前，比它更權威的，像上面我們說的《史記》《漢書》以及《淮南子》的說法。這些說法都在《說文解字》之前，都有其合理性，如注重從六經的角度，注重從述周的角度，注重從教化的角度，這些都應該成為我們今天全面論述儒家思想根源的重要借鑒。

　　研究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發展歷程，我們會得到一種相當明晰的印象:在春秋末期，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中，它們所發展的那些思想文化內容，不是在與西周禮樂文化及其方向對抗斷裂中產生的。因為西方講軸心時代，特別強調是在與前軸心時代相對抗斷裂而產生的。

　　但是在中國軸心時代，最大的代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它與前軸心時代的西周禮樂文化有一脈相承的連接關系。這跟西方思想史的發展是不同的，正如楊向奎先生在其關于宗周文明的研究著作里面指出的，“沒有周公就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沒有儒家，中國傳統的文明就可能是另一種精神狀態”。最重要的就是，沒有周公，就沒有禮樂文明，也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他還講“以德、禮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傳，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禮為內容的儒家思想”，就是有了周公之道，才有孔子之道。

　　周公之道是講德禮，孔子儒家思想是講仁禮。楊先生這些講法相當精到。孔子對周公是傾心敬仰，后來荀子也把周公作為第一代大儒。這些其實都已經明確指示出儒家思想的根源。可以說，西周的禮樂文化就是儒家所產生的文化土壤，西周思想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觀、政治哲學、倫理德行基礎。同時，西周的禮樂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長演進的產物。

　　中國早期的上古文化，經歷了巫覡文化、祭祀文化，最后發展為禮樂文化，從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發展為周代的禮樂，以禮樂為主的倫理宗教，這些是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文化產生的深厚根基。再往前溯源，從龍山文化以降，經歷了中原不同區域文化乃至周邊區域文化的融合發展，在政治文化、宗教信仰、道德情感等方面，在這些不同的領域中逐漸發展出一種比較統一的精神，這個精神在西周開始定型。這種統一的精神，就是中華文化的精神氣質。

　　這種氣質表現為崇德貴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親的倫理文化、文質彬彬的禮樂文化、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這些既是世界的，也是宇宙的，最后是遠神近人的人本取向。西周時代開始，人本主義思潮開始發展，到了孔子“敬鬼神而遠之”，形成遠神近人的人本取向。因此，儒家思想是中華文明初期以來文化自身發展的產物，體現了三代傳衍下來的傳統及其養育的精神氣質。

　　因此，儒家思想與中國古代文化發展進程的內在聯系，遠遠不是字源學研究把“儒”解釋為商周的一種巫士、術士所能揭示。我們必須在一個綜合性的思想文化研究中，才能把它展示出來。

　　從這個角度來說，齊魯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燦爛的重要部分，但是它不是孤立發展的，它是內在于整個中華文明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發展起來的，所以它的發展一方面緊密聯系著中華文明早期發展的總體，另一方面又對中華文明總體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