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由故宮博物院故宮研究院院長鄭欣淼主講的第一講“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將在北京大學二體B101報告廳舉行。文研院公眾號將圍繞北大與故宮在學人、學術上的歷史淵源，推出系列文章，以饗讀者。

　　1925年10月至1952年11月，馬衡先生在故宮博物院工作長達27年之久，作為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執掌故宮博物院19年。他親歷了故宮博物院創立和早期發展，于抗日戰爭時期主持了故宮博物院文物的南遷和回歸，是故宮博物院歷史上一位功績卓越的領導者。

　　馬衡（1881—1955）浙江鄞縣人，字叔平，別署無咎、凡將齋主人。金石考古學家、書法篆刻家。曾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主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過燕下都遺址的發掘，對中國考古學由金石考證向田野發掘過渡有促進之功，被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著有《中國金石學概要》《凡將齋金石叢稿》《漢石經集存》等。

　　《馬衡日記》始自1948年12月13日，終于1955年3月24日，前后六年又三月余。這一時期，正值中國命運面臨轉折的重要時期，也是故宮博物院新舊交替的關鍵階段。作為一院之長，馬衡先生在日記中對故宮博物院的很多重大事件有非常精詳的記述，不少內容為檔案文獻之所缺者，其史料價值彌足珍貴。本文系《馬衡日記（1948-1955）》“序一”。

　　金石情，故宮夢

　　馬衡先生是近代中國博物館事業的開拓者，也是故宮博物院事業的奠基者。馬衡先生于1924年11月受聘擔任清室善后委員會顧問，參與清宮物品點查，籌設故宮博物院。1925年10月至1952年11月，馬衡先生在故宮博物院工作長達27年之久，作為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執掌故宮博物院19年。他親歷了故宮博物院創立和早期發展，于抗日戰爭時期主持了故宮博物院文物的南遷和回歸，是故宮博物院歷史上一位功績卓越的領導者。

　　到故宮博物院之前，馬衡先生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任教，擔任考古學會主任，主要從事金石古物的收集和有關著錄的出版，工作頗有成效。出于對金石學的熱愛，以及保護清宮物品的責任，他與國學門眾多同人一道，于1924年受聘擔任清室善后委員會顧問，沖破重重阻礙，積極推進物品點查工作。

　　1922年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編委會同人留影。左起：徐炳昶、沈兼士、馬衡、胡適、顧頡剛、朱希祖、陳垣

　　1925年故宮博物院創建之初，馬衡先生擔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古物館副館長。他借鑒在北京大學的工作經驗和方法，實際主持了古物館的日常工作。他起草了《故宮博物院古物館辦事細則》，規范文物保管和提用，同時帶領古物館同人開展文物審查與鑒定，并親自主持了銅器類文物的審查。這次審查是對院藏文物第一次較為系統的審查與鑒定，對相關文物的研究和展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故宮博物院奉命南遷文物。馬衡先生帶領古物館同人全力投入文物的裝箱工作。從沉重而珍貴的石鼓，到輕薄卻脆弱的書畫，共63735件、1631箱文物，在馬衡等人夜以繼日的工作中有條不紊地被安全裝箱，陸續離開北平。

　　1933年7月，易培基院長受“故宮盜寶案”所誣而辭職，馬衡先生臨危受命，代理故宮博物院院長，并于次年4月實授，負責全院事務。此時故宮博物院外遇侵略者侵擾，內逢文物遷移的輾轉顛沛，可謂是危急存亡之際。馬衡先生于此時掌管故宮博物院，在紛亂的時局里殫精竭慮地保護故宮和文物安全。在他的領導下，故宮博物院的留平文物和運滬文物得到了妥善的清點并登記造冊。南遷文物西遷時，馬衡先生親赴多地考察選址，后又駐守重慶指導各辦事處的工作。及至抗日戰爭勝利，故宮博物院得以復原，文物陸續東歸，接收清宮散佚文物，組織陳列展覽，恢復博物館業務。面對南京國民政府遴選留平文物遷臺的指令，馬衡先生最終以北平本院文物一箱未運的行動，表達了他的堅定信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馬衡先生繼續留任院長，引領故宮博物院邁進了新的時代。1952年，年逾七旬的馬衡先生離開了故宮博物院。也正是在這一年，他將其所藏甲骨、碑帖等400余件珍貴文物捐贈給了他為之傾盡畢生心血的故宮博物院。而在他去世后，子女又遵其遺愿將家中萬余件拓片、書籍悉數捐贈給故宮博物院。斯人雖已遠去，但他的品格與胸懷卻已融入故宮精神，成為惠及后世的寶貴財富。

　　日記，是作者與自身的對話，是所見所感，也是所思所省。它不僅反映作者的生平，也折射出社會的狀態。也許日記的作者并未料想到，他的隨手偶記會為后世所閱讀、探究。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日記較之避諱曲筆的史書更接近于歷史的現場。《馬衡日記》始自1948年12月13日，終于1955年3月24日，前后六年又三月余。這一時期，正值中國命運面臨轉折的重要時期，也是故宮博物院新舊交替的關鍵階段。

　　《馬衡日記》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48年12月至1949年6月，馬衡先生堅守北平本院并拒絕赴臺邀請，歷經故宮博物院重新開放、故宮博物院明確新業務方針，以及改隸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等重要事件。第二階段為1949年7月至1952年1月，馬衡先生始終有條不紊地主持著故宮博物院事務，開展院內陳列及赴蘇聯展覽，進行文物分類保管和古建筑修繕工程。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時期，留存南京的南遷文物開始返回紫禁城，《伯遠帖》《中秋帖》等一大批清宮舊藏也陸續回歸故宮博物院，各項業務不斷拓展。第三階段為1952年2月至1955年3月，隨著“三反”運動的深入開展，馬衡先生接受隔離審查。及至1952年11月，他離開故宮博物院，赴任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專心管理北京城古建筑修繕工程。

　　作為一院之長，馬衡先生在日記中對故宮博物院的很多重大事件有非常精詳的記述，不少內容為檔案文獻之所缺者，其史料價值彌足珍貴。例如，1949年10月24日，日記對吳瀛上書華北政府為“易培基盜寶案”昭雪有確切記載，為檔案整理和史實還原提供了重要線索。再如，1951年10月至11月間，日記詳細記載了馬衡先生為收購《伯遠帖》《中秋帖》奔走呼吁，以及親赴廣州、澳門接洽協調等種種情狀，是檔案文獻所未能見者。在變幻莫測的時代，馬衡先生始終保持的從容、鎮定、內斂和豁達，是我深為感佩的！面對杭立武的赴臺之邀，他以“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再續運”，淡然拒絕，其蕭然獨立之書生形象，躍然紙上。聯想到馬衡先生與德國文化代表談及柏林博物館文物之損毀掠奪情狀，思及遷臺故宮文物之命運，“不覺慄慄危懼矣”，其古稀老者之殷殷垂念，令人唏噓。

　　2005年，在故宮博物院成立80周年之際，曾編輯出版了《馬衡日記附詩鈔：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宮》一書，書中收錄了馬衡先生1948年至1951年間的日記，側重于展現新中國成立前后，馬衡先生在故宮博物院的工作與生活。但這只是馬衡先生日記中的一部分，1952年至1955年馬衡先生去世前的日記并未收入。此次三聯書店編輯出版《馬衡日記》，增補了此前未收入的日記內容，正是彌補了這一缺憾，完整再現了馬衡先生人生最后六年的點點滴滴。

　　閱讀《馬衡日記》，回顧故宮博物院的百年歷程，不免令人感慨，心有戚戚。人生不易，為“長”實難。馬衡先生受命于危難之際，在民族國家岌岌可危的境地里，頑強地守護著故宮這份珍貴的民族文化瑰寶。即使在動蕩流離中，仍然不忘舉辦各類展覽，赴英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赴蘇聯參加莫斯科“中國藝術展覽會”等，以傳播民族精神，彰顯中國抗戰決心。最令我動容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馬衡先生仍靜心于漢魏石經的整理研究，直至身體疲累不適，才以影印書畫略作消遣，待郭沫若先生送來銅器拓本，他又全然不顧病痛，欣欣然對勘考證，以致病情加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雖然時間已經過去很久，但人們仍然沒有忘記馬衡先生這位為捍衛國家寶藏、延續文化命脈而奮斗一生的守護者。“故宮人”也當秉承著前輩們的精神，沿著他們的足跡，繼續努力前行！當前，已經邁入21世紀的故宮博物院，雖無戰爭年代的風雨飄搖，但也仍然面臨著諸多新的任務與挑戰。2020年，紫禁城即將迎來600歲的生日。我們要通過不懈努力，全力推進“平安故宮”工程，確保故宮古建筑群、文物和觀眾的安全，“把壯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給下一個六百年”。同時，不斷努力踐行博物館的責任與使命，讓文物活起來，讓故宮文化與當前時代緊密結合，走進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

　　《馬衡日記》以其獨有的方式記錄著馬衡先生孜孜以求的金石情，也訴說著他念念不忘的故宮夢。今逢日記整理付梓，捧稿細讀，感觸良多，略陳一二，謹志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