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培先生已屆八十高齡。在絕大多數耄耋老人頤養天年時，他仍奔赴考古現場考察、研究。

　　“我可以抽支煙嗎？”盡管在自己家中，張忠培先生依然征詢著記者的意見。

　　雖然曾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鑒覽古物珍品實屬稀松平常，但在張先生的房間里卻很難尋到裝飾品，更毋寧說古物。而唯一不缺少的便是書：線裝的、精裝的、平裝的，占據了并不寬敞的空間。在故紙堆的重重“包圍”中，他日日思索不輟，屢屢閃爍出新見解。

　　與張先生交談中，待興致盎然時，他聲調高昂、笑聲爽朗，談鋒犀利、睿智大氣，無不彰顯出考古大家的氣度和風范。

　　┃為一部報告瘦了25斤

　　1952年，張忠培到北京大學攻讀考古專業。報考北大時，他本想攻讀歷史學專業，因受一位博學之師的影響，選擇了此前幾乎毫不了解的考古學。1956年大學畢業，他的三個志愿都是當時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卻被選拔留下來攻讀副博士研究生。在中國教育史上，包括他在內的幾位學者是唯一一批副博士研究生，堪稱“空前絕后”。

　　他的導師蘇秉琦先生對于創建中國考古學的學科理論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派厥功甚偉，其所提出的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古文化古城古國”等學術理論頗具影響。張忠培同樣尊敬、感激另一位導師——當時的中央民族學院教授、民族學家林耀華先生，民族學對他日后的研究亦具有極大啟迪。他將自己的學術起點定在1958年，他主持陜西省元君廟發掘時，第一次將解剖學家請到現場，與考古發掘同步進行人骨的性別、年齡鑒定，有意識地將多個學科視角納入考古研究。

　　元君廟的發掘報告撰寫得非常艱難。當時國家百事維艱，他卻從未中斷寫作。蘇秉琦先生看了第一次報告后，建議他再做墓地分期。此后幾年，墓地分期成為糾纏、困擾他的主要問題。在導師“逼迫”下，1964年的攻堅階段，他歷時兩個白天三個黑夜，最終解決了這個疑難。

　　寫完這部報告，他整整瘦下去25斤。學界認為，這是第一部以墓地為單位且研究高度細致的報告，提供了解析墓地的模式，成為了解史前社會組織關系與制度的典范。

　　┃透物見人讓物說話

　　透物見人，是中國考古學者所追求的境界。張忠培告訴記者：“其實我讀大學時就觸及了這個問題。”元君廟的發掘研究，已實現了“見人”的追求。

　　考古學常面對遺跡、遺物和遺骨而無明確的記載可利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止步于“見物不見人”的階段。考古學需要“以物論史，透物見人，替死人說話，把死人說活”，是他常說的四句話。

　　他倡導“讓考古資料牽著鼻子走”的實事求是的研究理念：探索應該跟著材料跑，先是掌握材料，吃透材料，才能駕馭材料，從中揭示出歷史發展進程及其規律。

　　他笑著說，“我所關心的兩個問題，一個是考古學文化的文化；一個是考古學遺存所表述出的社會組織與社會制度的變化。”

　　┃沙發里做不出學問

　　張忠培先生已屆八十高齡。在絕大多數耄耋老人頤養天年時，他仍奔赴考古現場考察、研究。說起這些，他語氣平淡：“這些年各地有些考古新發現、保護之類的事情邀請我們去看看，讓我摻和摻和一點意見。”

　　在北京，他也忙碌不停，除了出席會議等活動，就是潛心撰寫自己經手的幾部田野發掘報告。

　　如今，他所創辦的吉林大學考古專業已是我國考古學人才搖籃之一，而重視田野亦成為其重要的學術傳統。田野考古是揭示、整理、研讀埋藏在地下的一本書，是考古學的源泉；真正的考古學并非寫在書本上，而是體現于考古工地。

　　對于青年學者，張忠培建議：第一要有興趣；第二要敢于求真；第三要能吃苦；第四是無論在任何環境下都敢于堅持自己認為符合真理的認識。

　　“無論哪個學科，沙發里做不出學問。”他語重心長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