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頷老先生是山西省考古界乃至中國考古界的“大腕”，今年已經94歲高齡的他常常自嘲小學畢業，學歷不高，但他卻用一件件響當當的學術成就，成為中國考古界的領軍人物。

　　張頷的一生，和《侯馬盟書》緊緊聯系在一起。

　　中國春秋末期，周王室名存實亡，諸侯國之間為了保證共同利益，常聚集在一起結為同盟，并制定盟書，對天明誓。《春秋》《左傳》中記載的春秋時期盟誓活動有近兩百次，可見當時這一儀式的盛行。然而遺憾的是，史書中對盟書內容的描述非常簡略，人們對盟約制度的細節知之甚少。

　　機緣巧合，1965年冬天，侯馬電廠在基建過程中發現了不少寫有古文字的石片、玉片，時任侯馬東周晉國遺址考古隊隊長的張頷，對石片文字進行了仔細研究，認定這是一項重要的考古發現，于是在當年的《文物》雜志上寫了一篇《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的文字》的文章，在當時乏善可陳的考古界引起巨大轟動。

　　郭沫若先生看到該篇文章后，認為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書，并著有《侯馬盟書試探》，這給張頷極大啟發，從此他便根據“盟書”這個思路開始從歷史上進行考證。經過十余年的艱苦鉆研，于1976年發表巨著《侯馬盟書》，當即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侯馬盟書》是最早的用毛筆書寫的書法真跡，形體古雅、變化繁多、運筆出鋒、蝌蚪筆法、回勾筆意，填補了我國書法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空白，使我們在當時司空見慣的青銅銘文之外，見到與銘文字風格迥異，真正在社會上流行的發展完善的文字和書法。

　　上世紀80年代，張頷先生考古發掘、整理編撰的《侯馬盟書》被我國考古學界評選為當代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并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高度重視。考古學界公認，《侯馬盟書》的出版對于研究中國春秋時期的歷史、政治、文化具有重大意義，被國內外史學界公認為新中國考古史上的一項重大貢獻。

　　此外，張頷先生在詩文、書法、篆刻方面頗有造詣，在國內外都享有很高的聲譽。他以古文字入書法，使其書法有一種遒勁之風，雄邁之美。時人評其“學津遠溯周秦上，風度平居魏晉間。”他的畫也有文人畫之味，他的畫“戲蚊圖”，竟把蚊子這種惡物也畫得栩栩如生，甚為美觀。他在畫上題了一首古詩，有畫龍點睛之趣。“散作飛絲聚作團，幾回婉轉怯憑欄，縱教羅扇常在手，明處能防暗處難。”他自作的對聯也有妙趣：“勒字于金著文于石，星辰在掌易象在胸。

　　”是寫淡泊明志之懷，“霧云堆冷絮；花草薦寒毹。”是寫安貧樂道之情。“愛寫毛筆字，喜翻線裝書”，是寫好古懷舊之志。“欲知魚龍多變化，須看平地起波濤，”是寫人情世態之理。“文章千古事，浩劫十年身。”又寫出了文人的人生磨難之嘆。他錄舊聯贈一位作家曰：“筆墨不求縉紳喜，聲名毋得狗監知。”則表達了先生一生鄙夷權貴，冷眼官衙的情懷。他在“讀書燈”題畫詩中表達了一生的追求。“孤寂秋雨夜初長，愿借丹心吐寸光，萬古分明看簡冊，一生照耀付文章。”

　　在“瓶梅圖”題畫詩中體現了高雅的風骨：“三升四合茅柴酒，換得歪瓶鄰舍家，莫道此瓶無用處，我說可以插梅花。”老梅香烈，古瓶珍雅，人棄我取，氣生道成。文人氣，高士風，于詩中歷歷可見，平常心，道德感，在字上錚錚有聲，張頷先生在我心里，真是今之古人，世之高人，晉之奇人了。

　　張先生77歲時曾畫有一幅“老來紅圖”，上題詠曰：“老來紅一稱雁來紅，古人有詠雁來紅詩云：‘汗使傳書托便鴻，上林一箭墜西風，至今血染階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詩意頗佳，雖三用一字不嫌煩也。”他的高潔精神，他的風雅風度，真像是一株亭亭玉立的“老來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