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先生（1922-2018）是我國考古學的大家，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2017年起，三聯書店以“宿白集”的形式將先生的作品整合出版，旨在向更廣泛的人文知識界讀者推介這些經典作品。目前已出版《白沙宋墓》《中國石窟寺研究》，余下的《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宿白講稿六種》等，也將在明年推出。

　　宿白先生的一生，“治學”和“育人”是兩個重要關鍵詞：在治學上，他是中國歷史考古學的開創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孫機先生曾評價“宿先生的學術成就不啻精金美玉，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在育人上，宿先生自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成立（1952年）之初便開始執教并掌管系內工作，桃李天下。

　　今日的推送，為1997年3月9日《文物世界》對宿先生進行的訪談。訪談中，宿先生論及他對中國歷史考古學意義與功能的理解，更談到考古學科的人才培養。先生的言談一如其人，樸素簡單卻又深刻醒亮。

　　（訪談原載于《文物世界》2002年第3期采訪者：倪潤安）

　　訪者

　　“歷史考古學”這個概念是怎樣提出來的？該如何正確理解呢？

　　宿白

　　“歷史考古學”是相對“史前考古學”來說的。史前考古學的時間范圍是有文字記錄以前的時代，也就是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夏代遺址中至今尚未發現文字，因而夏代也可劃入史前考古學的范疇。在我看來，歷史考古學的上限是在商周，因為發現了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銅銘文，是已經有了文字記載的歷史。

　　考古學是歷史學的一部分，雖然現在有人不這么提。歷史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系就更顯得密切一些，歷史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就是考古學的方法加上歷史學的方法：考古學的基本方法是地層學和類型學；另外就是文獻，歷史考古學對文獻的要求一點也不低于歷史學，從事歷史考古學的人也要善于甄別史料，搞清楚哪是第一手資料，哪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第四手資料。

　　訪者

　　請您簡要介紹一下中國歷史考古學的發展歷程。

　　宿白

　　北大是全國最早設立考古專業的，在歷史考古學方面，工作做得也比較早，具有代表性，我主要從北大的教學設置來說明這個問題。中國歷史考古學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已經提出來了，1952年院系調整后，考古專業開始上課。當時，把歷史考古學的下限定在東漢三國，50年代中期又下延到隋唐時期。宋元時期是1958年編寫教材時的下限，但正式開宋元考古課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情，請考古所的徐蘋芳先生來主持講授。在討論考古系“九五”規劃中的中國考古學時，又考慮把下限延續到清初，大概是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即康熙雍正時期。我想總得把清代的幾個陵區包括進去。

　　訪者

　　您怎么看考古學的功能問題？

　　宿白

　　考古學是一門基礎學科，很難與經濟建設有直接聯系。如果說有，就是考古配合基建進行遺跡清理，以往沒有重視考古的這個作用，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很明顯的。舉兩個例子，現在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下面原來是一條古河道。建國初期進行建設時，沒有特別予以注意，結果建成后不久地基下沉，部分墻體出現裂縫，需要經常進行整修；還譬如，洛陽拖拉機廠建在一座漢代大墓上面，影響生產而不得不拆遷廠房。但這個作用從考古學角度來說，只能算是間接的，它的價值還在于學術方面，在于研究歷史以鑒古知今。

　　考古學雖然是歷史學的一部分，但它不只是用來證明歷史文獻的，考古學有它重建歷史的作用。因為古代的許多東西歷史文獻上沒有記載或者是記得非常簡略。例如對生產工具的認識，只有通過考古發掘獲取實物，才能準確地了解它們的發展過程。而且古代文獻多是記載中心地區的情況，對邊遠地區記之甚少或不記一字。如對東北和青海地區的開發，就只有根據考古資料才能寫清楚。又如，研究許多少數民族史，依靠文獻，材料是十分缺乏的，有的民族留下了文字記錄的歷史，但時代多不過千年，比較晚。要搞清楚這些民族的源流，各個發展階段的情況，還必須依靠考古學。

　　有人把考古學理解為物質文化史，這是不全面的，考古學同樣負有探索古代人們精神生活的使命。從墓葬材料的分期排隊，我們可以看到階級社會中嚴格的等級區分，文獻中雖然也記有這方面的內容，但很不具體；況且在典章制度不能嚴格執行的情況下，墓葬材料更能反映特定時期的變化。從歷代城址的發掘調查更可以具體看到不同等級城市的大小、布局的差異及其發展。從考古材料中也能看到中外文化交流的情況，西至地中海沿岸，東達日本，南抵東南亞、南亞，歷史文獻對中國與這些地區文化交往的記載要么只言片語，語焉不詳，要么所記的內容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對文化交流反映不太清楚，具體的還得通過考古學來了解。這方面的例子還有很多。

　　宿白為邯鄲市文物展覽講解（北大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供圖）

　　此外，考古工作本身也可以發現新的重要的歷史文獻。早的如甲骨文、銅器銘文：后來有戰國秦漢時期的簡牘，秦漢以來的石刻；近年在長沙又發現了三國孫吳紀年的長沙郡文書簡牘；還有著名的敦煌藏經洞的發現，等等。圍繞這些材料展開的一系列研究，形成了諸如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等相對獨立的學科，都是考古學首立其功的。

　　訪者

　　1951年秋，宿先生主持了河南禹縣白沙水庫墓群的發掘工作，并承擔了宋墓發掘報告的編寫任務，1957年出版了《白沙宋墓》。當時，歷史考古學尚處于草創時期，編年分期的尺度很不明確，相關歷史現象和問題也多未能深入討論，這無疑對這部報告的撰寫有極大的難度。要寫好它，必須首先在歷史考古學的研究方法上邁出率先的一步，可以說，這一階段是宿先生研究方法形成、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想請宿先生談一下當時寫這部報告把握的主要原則是什么？

　　宿白

　　整理歷史時期的考古材料，最怕的就是犯常識性的錯誤。這樣就必須閱讀當時的大量文獻記錄。寫《白沙宋墓》時，主要是閱讀了些有關宋元時期的文獻和圖畫資料。至于具體的那些方法可以去看報告本身，但我要強調的一點就是它是五十年代寫的，現在已經落后了，僅供參考吧！

　　《白沙宋墓》初版（1957）、二版（2000）、三聯新版（2017）

　　訪者

　　《白沙宋墓》在體例安排上，正文用簡練、流暢的文字記錄和描述了發掘材料，而大量的考證放到了文后的注釋中，使注釋的字數大大超過了正文，請問宿先生當時這樣設計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宿白

　　考古發掘報告是一種檔案，不同于論文，它的寫作應當盡量的客觀，把發掘報告寫成夾敘夾議的形式是不妥的。自己有什么看法放在注里，閱讀報告的人可以只看正文，而不必看注釋中作者的觀點，他們可以根據正文中提供的盡可能客觀的材料形成自己的認識。盡管在這些材料的記敘中，已摻入了作者的主觀認識，例如各部分前后顧序的編排，哪座墓先寫哪座墓后寫，就是作者主觀決定的。我們只是盡力做得客觀些。什么樣的形式能夠盡量減少主觀因素對材料描述的影響，就采用什么樣的形式。

　　訪者

　　我們知道，宿先生1959年對西藏寺院的調查記錄經過整理，已經結集出版。這些調查記錄對拉薩、日喀則、山南、江孜地區包括布達拉宮在內的寺院的布局、建筑結構、庫藏文書、寺院歷史進行了考察。而這些地區的一些重要寺院文革期間已經被毀，以往對藏傳佛教的寺院研究又很薄弱，著名歷史佛跡面臨永遠湮沒的危險。宿先生這批記錄的發表無疑是對此的一個巨大挽救。由此，我們想到考古調查水平的高低是多么的重要。請宿先生回憶一下當時的情形。

　　宿白

　　考古學重視實踐，新材料的獲取都要通過考古發掘和田野調查才實現。許多考古遺跡一旦發掘就永久消失了，所以我們要盡量地細致，獲取盡量多的信息。我們系對實習非常重視，你們實習時要好好學習。做考古調查要多畫圖，能有條件實測的最好用尺子測繪出準確的圖形，不可能時，可以目測或步量，畫出示意圖。用圖形可以加深和鞏固記憶。

　　訪者

　　宿先生是怎么走上考古這條道路的？

　　宿白

　　我是學歷史出身的，那時還沒有考古專業。我歷史本科畢業后，到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被安排到考古組，就一直這么下來了。考古組一開始除了我，還有一位姓孟的，抗戰勝利后，孟同志走了，來了位馬女士，后來閻文儒先生來了，就我們三個人，解放后，馬女士走了，就剩下我和閻先生兩個人。后來又經過考試錄取劉慧達女士，還是三個人。1952年院系調整，合并到歷史系。成立了考古專業之后，不久，在考古第一屆畢業生中留下了呂遵諤先生。當時許多課的主講教員都是外請的，考古教研室當時的主任是蘇秉琦先生。

　　訪者

　　宿先生的研究方面十分開闊，從魏晉到宋元均有突出的成績，不僅在歷史考古學研究上是一位集大成者，在中國古建史、印刷史、版本學方面的造詣亦為學術界公認。而比宿先生小十幾至二十歲以上的學者卻難以駕馭這樣廣的領域。您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宿白

　　大學里培養人才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師范式的，掌握的知識比較系統，能夠很快的勝任教學工作，但深入程度不夠：另一種是準備培養研究人員的，涉及的方面比較多，比較注意學習各種研究方法，因而畢業后真正進行獨立工作，一般還需要一段時間。解放前的大學主要是按后一種方式來培養學生的，我是解放前畢業的。解放后，大概是為了快出多出人才，所以重視了前一種方式。五十年代初期培養的學生還可以，六十年代的學生知識面就窄了。我們現在的教員能出國真正學習的，我都主張他們出去看看，取長補短，也許能快些改變現狀。

　　訪者

　　宿先生，對本科生的學習方法和研究能力的初步培養有什么建議？

　　宿白

　　要說方法，就是開一個研究方法論的課也是不行的。學習方法一方面是聽老師講課，因為每門課都有其講授的方法嘛；更重要的還是看別人的東西，通過看報告和看論文來學習別人的方法。一個人不進行自己的思維活動，收獲也大不了。方法不是只要求別人講，有人講好，但不經過自己的不斷實踐、提高，對別人講的方法也是不甚了了的。特別是考古方法主要靠實踐，所以田野實習是考古的一門主課。這門主課從調查、發掘到室內整理，寫出考古實習報告，一系列都需要親自實踐。開始時當然要有教師的指導，逐漸逐漸就要求獨立工作了。怎么整理原始材料要看報告，怎么做研究要看論文，專著倒可以其次，因為專著的水平參差不齊。專著好的是真好，不好的就是東抄抄西抄抄，談不上什么研究方法，主要還是看論文。一個人要寫出專著來，只有在做過多篇有系統的論文的基礎上，寫出的專著才有價值。但現在這樣的專著太少了！

　　訪者

　　現在畢業班的學生找工作比較難，不是說不愿意學考古，而是考古的出路確實是個大問題。不論有興趣還是沒興趣，多少都有些擔心。

　　宿白

　　考古畢業生的出路，近幾年是窄了些。第一學年可以要求轉系，但人數不能太多。其實，考古出路發生問題，我想應當是暫時的情況。我們的考古事業解放后才發展起來，大量的工作還在以后。凡是一個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就伴隨著許多考古新發現；經濟建設的規模越大，地點越多，考古工作的開展面就越大，需要研究的問題也越多，越重要。目前改革開放日益深入，開放地區已向我中西部擴延，大家知道中西部是我國古代文化的重要地點，當然也是我國考古的重點地區。當然經濟建設雖然空前大發展了，但還處于初期階段，收益僅是剛剛開始，主要還是投入，所以經濟發展后的文化建設高潮還沒有形成，因而需要人力、物力、經費的考古工作還不能充分擴展，甚至原有的考古工地和項目還要暫時緊縮。這樣，學考古的出路就暫時出現了問題。我認為現在在校學習的同學，應當把眼光放遠一點，我們首要的是學好本領；學習的方面要寬闊一些，因為你將來從事的考古工作涉及的內容復雜多樣。其次是做好迎接較辛苦但很有意義的田野工作的思想準備(城市內考古工作不多，主要在郊區和農村；東南沿海經濟發展地區的考古工作量，遠遠比不上中西部剛發展或是尚待發展的地區)。不要為暫時出現的出路問題而自找煩惱。

　　訪者

　　宿先生從事考古工作有50多年了，您感覺有什么遺憾沒有？

　　宿白

　　要說遺憾是沒做出什么東西來，我連個教材也沒有寫出來，70年代寫的都廢了。教材要寫好了，真得是在作專題研究之后，比如說魏晉南北朝的墓葬和城址，隋唐的墓葬和城址等等，我都做了一些工作，但做的面比較窄，還應當再擴大，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把教材質量提高一些。現在看來，我沒有這個時間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這一代耽誤的時間太多了。我從1952年到1983年，一直未斷行政工作，其中文化大革命十年，根本就離開了考古崗位。現在寫教材這事，我已經不敢攬了。魏晉南北朝的教材請蘇哲老師寫，隋唐由齊東方老師寫，宋元我早就交給徐蘋芳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