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不講”教授

　　一切都如社會學家預言的那樣：偉大的人物幾乎都有不凡的開端。

　　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院聘請了四大導師，分別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梁啟超；從哈佛大學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這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眾望所歸。唯獨第四位陳寅恪，在當時并不為世人所知。

　　提名陳寅恪的是梁啟超，為此他還與清華校長曹云祥有過一番舌戰。曹云祥說：“陳寅恪一無大部頭的著作，二無博士學位，國學研究院的導師，怎么能連這些都沒有呢？”梁啟超說：“沒有學銜，沒有著作，就不能當國學院的教授嗎？我梁啟超雖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沒有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闭驗榱簡⒊倪@番話，此刻正在德國游學的陳寅恪接到了國學院導師的聘書，時年剛滿36歲。

　　梁啟超的力薦或許是有些私心的，因為陳寅恪的祖父是曾任湖南巡撫的陳寶箴，他一向支持梁啟超的主張，后受戊戌變法失敗的牽連被朝廷革職。陳家官場失意后，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成了著名詩人，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為抗議日軍直逼平津而義憤絕食、溘然長逝。

　　陳寅恪少時即博聞強記，后留學日、德、法、美、諸國，能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種文字，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他在海外留學23年卻不拿半個文憑，在他眼里那僅是一張廢紙而已。陳寅恪也沒有考博，他后來說：“考博士并不難，但想到要在兩三年內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而沒時間學其他知識，就覺不值?！?/span>

　　1926年，陳寅恪的身影出現在清華園里。和清華園里那些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不同，陳寅恪通常都穿著長袍，帶著可以遮蓋住耳朵的皮帽，肘下夾著一個布包，里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會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個書店來送書的老板。

　　因為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是“南海圣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讀書顧問，于是陳寅恪在上課第一天就給學生們送了一副對聯：“南海圣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意指你們既然是梁、王的學生，也就是南海圣人的再傳弟子、溥儀的同學，說得學生們如坐春風、喜不自禁。

　　他又說：“我講課有‘三不講’，即‘書上有的不講，別人講過的不講，自己講過的也不講’。”開始有人對此不信，后來發現陳寅恪確實縱橫古今、貫通中西。他在課余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把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都講述得一清二楚。

　　也因此，他的課就連朱自清、馮友蘭、吳宓那樣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來聽。而且每個人都是“慕名而來，滿載而歸”。

　　二、“教授的教授”

　　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傅斯年也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胡適則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就連自視甚高的劉文典后來也承認，西南聯大文學院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陳寅恪便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只能算半個。他甚至公開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

　　也就在那個時候，陳寅恪是“中國最博學的人”的說法廣泛流傳開來。究其源頭，早在1919年，吳宓在哈佛剛剛認識陳寅恪時，就宣稱：“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比毡臼穼W權威白鳥庫吉亦稱陳寅恪為中國最博學的人。1938年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曾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均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陳寅恪。在向寅恪請教后，才得到滿意解答。

　　1932年夏，清華大學中文系招收新生。陳寅恪應系主任之邀出考題。他出的題目非常簡單?？碱}除了一篇命題作文，便是只要求考生對個對子，對子的上聯僅有三個字：“孫行者”。陳寅恪覺得，用這個簡單的方法可以考察學生是否領悟了中國傳統語文的真正特色。陳寅恪擬定的標準答案是“王引之”、“祖沖之”。

　　一個名叫周祖謨的考生，給“孫行者”對出的下聯是“胡適之”，用的是當時最時髦的人物胡適的名字，頗為貼切。后來周成為著名的文字、音韻、訓詁、文獻學方面的專家。

　　當時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又覺得本土派太迂腐，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鄙視。但奇怪的是，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故鄭天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三、一生負氣成今日

　　性格決定命運。陳寅恪才高而氣傲，他曾寫到：“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負氣二字，影響了他的一生。

　　陳寅恪一度生活拮據，胡適想贈他一筆錢，但陳寅恪拒不接受，他決意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胡適的美元。于是胡適就派自己的汽車到陳家裝了一車關于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西文書，陳寅恪收了2000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小，然同書比起來，卻微不足道——其中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詞典》的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

　　日軍占領香港時，恰好陳寅恪在港。就有日本學者給軍部寫信：“不可為難陳寅恪，務必照顧陳家。”當時的物資極為匱乏，日本司令部便派人給陳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陳寅恪堅決不吃日軍面粉，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景：日本憲兵一邊往屋里搬面粉，陳寅恪和夫人唐筼一邊往外拖。

　　蔣介石對陳寅恪也頗為看重，當年蔣介石自比唐太宗，曾托人以重金請生活正艱辛的陳寅恪寫太宗傳，但被其拒絕。1948年12月，國民黨在敗退前開始了“搶救學人”的活動。當時，盡管北平已被解放軍重兵包圍，南京教育部的一架專機還是冒險飛臨，有資格坐上這架飛機的，只有北大校長胡適和陳寅恪。到南京后，蔣介石親自登門勸陳一起去臺灣，但他堅辭不就。離開大陸后，蔣還曾多次派專機到南京接陳，皆失望而歸。沒能把“國寶”搶救出來，蔣介石一直引為憾事。

　　解放后，位高權重的康生也慕名前來拜訪，但無論學校辦公室的人如何動員，陳寅恪就是不見，不見也罷，他還要賦詩：“閉戶高眼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康生哪碰過這樣的軟釘子，于是后來借機只用輕飄飄兩句話，就讓陳寅恪《論再生緣》的出版成了永無期日的事情。

　　陳寅恪一向推崇學術獨立，嘗語后學：“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學問能完全脫離政治之事？但兩者之間，自然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如果作學問是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學問。因為作學問與政治不同，畢竟有它自己的獨立性?！?/span>

　　1953年，中央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準備請陳寅恪出山當所長。當時科學院計劃，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長是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長是陳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是范文瀾。郭沫若和范文瀾都是欣然赴任，但陳寅恪婉言謝絕并開出條件：“要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頗具調侃的是，后來郭沫若成了文化的笑柄，范文瀾的歷史研究到今天已經沒有價值。

　　還是在這一年，陳寅恪最喜歡的學生汪箋，帶著同樣的使命來到廣州請老師出山。開始他們談得很好，但不久就談崩了。陳寅恪感到這個昔日門生，已經摒棄了自己恪守的治學為人之道，他拍著桌子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學生！”并且馬上讓汪做記錄，自己口述了《對科學院的答復》。其中有段話這樣道：“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不僅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否則，就不談學術研究。”

　　事實上，早在1911年，陳寅恪就通讀了《資本論》的原文。他接觸馬克思主義比很多知識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自己主張“不要先存馬克思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當年王國維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盡后，陳寅恪曾親自為王國維撰寫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边@也是他答復科學院的核心思想，他說：“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到了晚年，陳寅恪的學問，已經不被主流學術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沉浸在他所構筑的純粹的學術世界中。他依然堅持用文言文寫作，還固執地堅持用繁體字豎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強調文責自負，書里的每一個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許別人改動一個標點。陳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論文集《金明館叢稿初編》，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個詞，被他嚴辭拒絕，為此，這本書竟沒能出版。

　　四、寂寞銷魂人

　　1949年，毛澤東訪蘇，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問起陳寅恪的行蹤，原來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國革命問題》中引用了陳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澤東答應回國后查找，后來查知陳在廣州的中山大學，便囑咐廣東當局要好好照顧。

　　周恩來對陳寅恪也一直照顧有加，解放后不久，專門派人看望他。陳的腿跌傷以后，周總理還曾親自過問醫院的治療方案。而對陳寅恪晚年關照最多的還是陶鑄。由于陳寅恪殘存的視力只能微弱地辨別白色，陶鑄便派人在陳宅的院子里修了一條白色甬道，使他在散步時不致跌倒，此事在廣東學界傳為美談，這條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學里著名的“陳寅恪小道”。

　　由于長期用高度近視的左眼工作，陳寅恪從1944年起，眼睛就徹底看不清外界了。以前陳寅恪上課時有個特點：講到深處，他會長吸一口氣，并陶醉般地緊閉雙眼良久。但眼瞎之后，再也沒有人看見他閉著眼睛講課。他永遠睜大著眼睛，一如今天見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由于眼睛根本無法看到，每次只好讓助手黃萱找資料，而他則清楚地記得他要的書擺在書架的第幾格第幾排第幾本。由于行動不便，學校便讓學生到他家聽課，他住的中山大學宿舍的走廊便成了課室，墻上掛一塊小黑板，他坐在黑板前講授，學生坐在對面的椅子聽講，成為當時中山大學的“一怪”。

　　1961年8月30日，陳寅恪一直在家中等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他在哈佛大學的同學吳宓。吳宓走進寓所時，已經過了午夜，而陳寅恪仍端坐等待。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描述他闊別12年的摯友：“寅恪兄雙目全不能見物，在室內摸索，以杖緩步，面容如昔，發白甚少，惟前禿頂，眉目成八字形……”陳寅恪把自己未出版的著作《論再生緣》的油印本，作為禮物送給吳宓，還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寫《柳如是別傳》的大綱。陳寅恪很感慨，一個倚門賣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際，竟比五尺男兒更看重家國大義，他為這個被士大夫輕蔑的奇女子立傳，以此表彰“我民族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但《柳如是別傳》的出版并不順利，1962年胡喬木拜訪陳寅?。?0年代胡喬木在清華大學歷史系就讀）。談到國家近年經濟形勢時，陳寅恪發問：“為何出現那么多的失誤？”胡喬木笑答：“這就好比在一個客廳里將沙發、臺椅不斷地搬來搬去，目的是想找一個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產生搬來搬去的失誤。”

　　當陳寅恪談及他的著作《柳如是別傳》為何遲遲不能出版時，陳曰：“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答：“出版有期，蓋棺尚遠”。

　　陳寅恪曾說，他越來越成為一個“寂寞銷魂人”。然而，不幸的來臨是如此迅速，威力如此之大，就連他這樣的博聞之士，也無法預料。

　　1966年7月，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聲浪中，中山大學的“革命者”聞風而動，開始造起反來。陳寅恪由原來的大字號“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水漲船高地被加封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時被指斥為大肆揮霍國家財產，享受高級護理待遇，非美帝國主義的藥物不吃，有意污辱為其理療的年輕女護士等的“罪魁禍首”。

　　助手黃萱被趕走，當年被陶鑄委派到陳家的三名護士也被撤除，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陳家居住的校園內東南區一號樓被大字報覆蓋，遠遠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樹木叢生的校園一隅，望之令人恐怖驚悚。接下來，大字報由樓外糊到了室內，門臉、衣柜、床頭，甚至陳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報貼蓋。面對此情，唐筼曾發出了“人還沒死，已先開吊（意在出殯前接待親友來吊唁）了”的哀怨。

　　接著，造反派們又進行抄家與劫掠財物的大規模行動。陳寅恪后半生積攢的書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遺留的一點紀念性首飾及陳寅恪歷盡千難萬險，歷盡十幾年戰火僥幸保存下來的二十余封祖父往來手札亦被劫走。

　　經過幾次“戰斗洗禮”，陳家財物盡失。為達到終極目的，致陳氏于死地，造反派們心生奇計，先是把幾只大字號高音喇叭吊至陳宅窗前屋后，讓其聽取革命群眾對其發出的怒吼之音。雙目失明，不辨牛馬且患嚴重失眠癥與心臟病的陳寅恪，突聞幾個“怪物”整日在耳邊嗷叫不止，驚悚不安，惶惶不可終日。造反派們見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與強度，將高音喇叭干脆搬進室內，綁到了陳氏的床頭之上。每當“革命者”呼聲響起，整個陳宅如狂飆突至，風雷激蕩。

　　陳氏夫婦未聞幾聲，即感天旋地轉，雙雙心臟病復發，口吐白沫，倒地不起。1969年春節后，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陳寅恪病體衰弱得已不能吃飯，只能進一點湯水之類的“流食”，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說不出話，只是眼角不斷有淚流出，望者無不凄然。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于凄風苦雨中溘然長逝，時年80歲。一個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也撒手人寰。

　　2003年6月16日，陳寅恪的骨灰落葬在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內，左側扁形石上刻著當代著名畫家黃永玉題寫的陳寅恪一生奉行的準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一1929年陳寅恪為王國維所作的墓志銘，在70多年后被后人鄭重地刻在了他的墓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