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云，江蘇無錫人，歷史學家，1930年生，1949年至臺灣，1962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先后執教于臺灣、美國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學，是中國臺灣歷史學界的耆宿，有“臺灣改革開放的幕后推手”之稱。

　　他善于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研究領域主要在中國文化史、社會經濟史和中國上古史。1999年，許倬云在匹茲堡大學退休。他便開始全力寫大眾史學。

　　“我覺得既然我們老百姓要問老百姓生活上的問題，我們學歷史的就應該有交代。”這便是他寫《萬古江河》的初衷：從文化的角度講“中國”的形成，也是近年來在中國出版的一系列“說中國”、“說歷史”圖書的初衷——為老百姓寫史。

　　從三國到南北朝，整整四百多年，中國處于分裂狀態。這一個時期，據氣象學家的研究，正是亞洲北方大陸寒冷的時期。有人以為，這時候，草原上的民族生活不易，于是大批南侵，滲入中國。

　　隋唐開始，也正是亞洲北方回暖的時期，草原上出現一個強大的突厥。其號令所及，東到今天西伯利亞東端的海岸，西到阿姆河流域，乃是繼匈奴以后最龐大的一個草原強國。突厥的起源地是在蒙古高原的西邊金山地區，除了游牧以外，突厥人善于利用當地的鐵礦鑄造鐵器。

　　蒙古高原西南方水源豐富，也是農牧兩宜的地方。因此，突厥人與匈奴相比，掌握更多的資源，也能發揮更大的力量。隋唐在建國之初對突厥人都要容讓三分，甚至待之以優厚的條件，以便在逐鹿中原的時候取得突厥人的合作。

　　隋唐的帝室都是北周將領的后代，最初的根源都是爾朱榮率領的六鎮軍人，其中包括胡人和漢人，即使是漢人，也已經相當程度地胡化。這個軍事集團的領袖們，幾乎家家都是胡漢通婚，所以隋唐帝室都是兼有胡漢的血統。在隋代取得中國南朝領土以前，六鎮集團的行為仍舊保持強烈的胡風。

　　整體來講，唐代的君主傳統，不論生活習慣還是族群觀念，其實并不符合漢文化的模式。例如，他們的婚姻關系，在中國人看來相當混亂，子烝父妾，兄弟相殘，親戚殺戮如仇人。至于女主掌權，武則天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具有如此行為的統治階級，在胡人看來，就是胡人。所以，隋唐的中國與各方胡人的交往，遠比漢代的胡漢之間為親密。

　　唐代政權的政府組織，不如漢代嚴整。可能是因為隋唐本來就延續征服皇朝的發展路線，政權的合法性就是在于武力的控制。北周將領的家族構成了統治階層的核心，再加上隋唐合并了南朝，南朝本來就是以世族統治為基礎，于是隋唐的政府結構，基本上建立在胡、漢大族的支持上，然后加上一些南朝發展而來的文官系統。

　　唐代的世族政治，至少從高祖、太宗維持到了武則天。武則天政權開始吸納不在世族圈子里的人才。一般人以為，武則天開始科舉制度，整體地改變了唐代的政治特性。其實，即使在武則天以后，科舉出身的進士還是以大族的子弟較多。

　　唐代的科舉并未制度化，權貴的賞識、人情的關系以及候選人本身的聲名，都足以將進士候選人送入文官體系。無論是世族子弟還是進士出身，其具有的品行、能力和學問，都未必是擔任文官的條件。唐代文官整體的素質，確實是不如漢代察舉所得的賢才。

　　到了唐末，世族力量的衰弱，并不是由于科舉進士的抬頭，毋寧說武人參政對其產生的影響更大。著名的牛李黨爭，一般看作世族和進士之間的斗爭，可能也并非如此絕對。

　　北朝是征服皇朝，基本上沒有文官體制；隋唐的文官系統，是從南朝繼承而來。南方六朝的許多制度都是因陋就簡，并不完全是合理的制度。隋唐繼承南朝傳統，在文官制度上也是非常混亂。唐代官制，一個官員的職稱包括等級、職位、榮譽、勛位、派遣、兼任等，不像漢代制度，一個官員擔任一個官職。而且，地方有較多的自主權；尤其天寶以后，地方權力坐大，地方大吏可以封拜中央官職。例如杜甫，他的工部員外郎職位，乃是劍南節度使嚴武承旨封拜，杜甫從未在京任職。

　　整體來講，唐代官員人數眾多，還要加上一些外族領袖的虛銜官。唐中葉以后的政府官員，較之唐初，增加人數可能不下十倍。這樣的體制，運作不會很順暢，中央的號令更未必能在地方層次有效執行。

　　唐代地方制度，也與漢代的郡縣體制并不相同。隋唐先后統一中國，在平定的過程中，常有某一路的軍事，有“某某道總管”的名稱，意指這一戰線的統帥。唐代政治體制原來只有州、縣兩個層次，但是后來，卻在州之上又加了“某某道”的“觀察使”或者“節度使”，還是延續開國之初軍事行動的“道”。

　　開國不久，唐代規劃了若干“道”，例如“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道”等名稱依次出現。這種安排，與漢代的州表達了不同的觀念。“州”是空間控制，“道”是線形的開展。在唐代，“道”的職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將各地的資源，例如稅收的絹帛和谷米，經過該道的轉運使，轉輸中央或者指定的地區。

　　“條條大道通長安”——“道”的體制，實質上就是中央控制天下的網絡。這些“道”的名稱，到今天還存在于中國的省名，例如山東、山西、河南、河北、江西、湖南、湖北等。宋代只是將“道”改成“路”，其規劃還是延續唐代的諸道。“羈縻州縣”的“羈縻”兩字，也未嘗不是表達一個線性的聯系。

　　唐代對于處理邊陲外族的關系，有其特殊的制度。唐太宗即位后，中國力量強大，突厥也不能不向中國低頭。唐太宗與突厥會盟時，被奉為“天可汗”。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單于和中國皇帝的雙重身份。唐太宗其實也就是繼承同樣的傳統，一身兼中國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

　　在“回紇以南，突厥以北”有特辟的交通路線引向長安，號稱“參天可汗道”。中國的州縣，除了內地是實際統治的部分外，在西、北、東三方面，都有所謂“羈縻州縣”。這些地方的領袖，有“大都督”、“大都護”這一類的名稱，甚至還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銜，它們乃是名義上屬于大唐統治的疆域，實際上還是由原來地方族群的領袖管理。

　　這些“羈縻州縣”以西北方向最多，唐代六百多州縣中，有二百多個是西方的羈縻單位。東亞許多國家的領袖，包括日本、高麗等，都帶著唐代地方官職的官銜。固然日本從來沒有真正被唐人統治過，而且唐室對日本也相當地寬容，但日本實際執政的“將軍”，一直帶著“倭國國王”的頭銜以及“大都督”這一類的官稱。

　　于是，唐代的疆域西過蔥嶺，到達今天阿富汗一帶，東到大海，北方包括整個草原，往南一直到今天的越南。這一個龐大的疆域，有本部和核心，再加上周圍廣大的邊緣地區。在這種觀念下，唐代的天下其實也沒有邊界。整個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沒有長城，也沒有邊塞，那是一個開放的領土。任何族群愿意歸屬，其領袖都可以取得中國的官稱，被列入大唐天下之內。這是一個開放的天下秩序，有極大的包容性，也有極大的彈性。

　　相對于漢代的天下秩序，唐代又有所不同。漢代的天下秩序，最重要的觀念乃是皇帝承受天命，作為普世的共主。漢代在逐漸擴張的過程中，很重視中央的號令直達地方，也重視將地方的俊彥納入統治機制。漢代重視的是從上到下堅實的結構，而唐代的機制則大開大闔，來者不拒，向四方延伸。有一次，我在西安憑吊漢唐古跡時，曾經將漢唐比較，認為漢代是厚實，唐代是宏大，各有其特色。

　　唐代的天下秩序，看來不是空話。唐太宗時，突厥與中國之間和平相處，長城沿線并無嚴重沖突，不僅南北貿易，而且西、東之間，也在這一線頻繁來往。各處族群，在這一農牧交界處混合居住。安祿山就是營州混血的“雜胡”，在發跡以前，因為通多種語言而經營區間商業。安祿山擔任河北的節度使，其部下是胡漢各種族群的混合；他的精銳“曵落河”，更是以胡人為主的勇士。

　　安史之亂乃是唐代盛衰的轉捩點，從此以后，河北藩鎮形同化外，整個地區徹底胡化。唐代晚期契丹興起，取得后晉割讓的燕云十六州。即使宋代統一中國本部，但從西部的關隴到東部的燕云，包括河北大部，都不在漢人中國疆域之內。這一大片土地，胡化大于漢化。遼、金、西夏，都是在這一形勢下長期立國。這是胡漢混合的一個方式。

　　燕云十六州，即今北京、天津北部(海河以北)，以及河北北部地區、山西北部地區。公元936年，中國后晉的開國皇帝石敬瑭（后唐河東節度使）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后晉，遼太宗與石敬瑭約為父子。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按照契丹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使得遼國的疆域擴展到長城沿線，往后中原數個朝代都沒有能夠完全收復。燕云十六州的戰略意義使得中原的北宋政權感受威脅持續長達160多年。

　　另一方式，則是在華胡人的漢化。中唐以后，恰是伊斯蘭文明大為膨脹的時期，中亞一帶波斯帝國的故土，紛紛為伊斯蘭的阿拔斯帝國并吞。唐代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原籍是高麗，率領唐室軍隊駐屯在今天中亞的河中地區（transoxiana），與阿拔斯帝國的大軍對壘。

　　公元751年，唐室軍隊竟大敗于怛羅斯河。唐室在中亞的控制力一落千丈。波斯王室余眾和當地族群的統治階層，甚至于整個的族群，在受伊斯蘭侵略之后紛紛逃入中國。唐代政府一次又一次安頓這些從羈縻州府逃亡的族群：最初將他們安置在隴西，然后放在今日的關中西部，然后又不得不打開山西地區，最后甚至于開放山東，讓這些遷入中國的西部胡人居住。

　　從開元、天寶到唐末百余年來，先后遷移入華的族群，總人數不亞于三五百萬，他們在中國休養生息。唐末時，胡人的總數可能到達千萬上下。這些族群之中，最著名的乃是講粟特語的胡人，他們原本是來往中國與西域的商人，在西邊大亂之后，便紛紛落戶定居。例如沙陀，乃是昭武九姓之后，一個一個部落整批進入中國。定居在山西的沙陀人，在五代十國中，至少占了兩個半朝代——這就是唐代天下秩序的特色：胡人歸屬中國，乃是回歸一個開放性的秩序。

　　大唐帝國編織了一個綿密的驛站系統，符合“道”的觀念，將各地的交通納入一個網絡。這些驛站有官驛，負責遞送官家的物資以及傳遞官方的文書；來往官員，也在這些驛站投宿歇夜、換車換馬。在官方驛站的附近，都有民間經營的旅舍和車馬行。

　　唐代的詩文往往提到驛站歇店的情形。這些旅舍，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不僅供給住宿和休息，也提供車馬在下一站倒換，很像今天租車旅行的情形。旅客可以租一匹小驢或是一匹壯馬，行道千里，無所障礙。杜甫就說過，在開元全盛的時候，全國的小城鎮物資豐富，踏上千里旅途的人，不用帶糧食，也不用擔心交通工具。

　　不僅內地，即使在遠地——如西域，根據今天發現的一些唐代文書文書的記載，也還有這種驛站網絡。固然，自秦代開始，中國就有馳道的網絡，漢代也有官方的驛站，可是像唐代這樣規模的、官家和百姓都能使用的交通網，卻是少見。

　　唐代物資的流轉十分方便，當然也就刺激了區間物產的流通，對于經濟極有裨益。數百年戰亂之后，唐代的安定、與民休息和經濟的發達，可謂互為因果。單以對外貿易而言，不僅有向西的路線——所謂“絲綢之路”——運送外銷的絲帛，在東向、南向的海道上，也開辟了中外貿易的航道。東路跨海，唐和日本之間交通，人員和商貨來往不絕，日本大量接受唐代文化，也將日本的經濟相當程度地連接于中國的經濟圈內。

　　南向沿著馬來半島和南海島嶼，進入印度洋，既可以和伊斯蘭世界——所謂“大食”地區——交通，也可以直達紅海，甚至遠及非洲沿岸，各國商舶來往，運去瓷器、絲帛，運來珍寶、香料。廣州、泉州、揚州，都曾經有不少胡賈經商，甚至有胡人居住的“蕃坊”，猶如清代晚期出現的“租界”。唐末黃巢進攻廣州時，當地的胡人竟有十余萬人之眾。

　　漢代的時候，中亞、內亞各地以“漢人”的稱呼代替了過去的“秦人”。在南方一路，唐代以后中國人的稱號就是“唐人”，這一名稱延續到今天。宋代以后，南洋一帶還是稱中國人為“唐人”，甚至于今天美國的華僑商業區，還是自稱為“唐人街”。

　　深受胡化的唐代，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接受了許多外來的成分。先以日常生活方面來說，唐代的飲食起居乃是總結了南北朝時候的漢、胡分野，整合為新的方式。南朝以前，漢人的居住方式，是以席鋪地、憑案而坐，北方則有所謂“胡床”（折疊椅）和地毯。

　　服裝方面，漢服是寬袍大袖、斜襟束帶，唐代則從胡服演變成為窄袖、瘦腰、翻領、著靴，外面再披上一件長衣。女子服裝更是多姿多彩，很像今天的洋裝，暴露部分遠比漢裝為多。飲食方面，南方的茶和北方的酪，都成為常用的飲品；肉類的消費，比漢代為多，南方的魚蝦，也在北方上桌。今日所有食物，尤其香料，帶“胡”字的，例如胡椒，都是從外面引入。

　　休閑的音樂舞蹈更是高度胡化，在中國傳統的簫、笛、鐘、鼓的基礎上，加了許多弦樂器，例如箜篌、琵琶、胡琴等。旋轉活潑的胡舞，不論男女都很喜愛。印度的數學和醫學，中亞的天文學，都納入中國文化的系統之內。唐代文化的接受能力，可能是中國歷來最強的。

　　更為重要的，則是文化的理念部分。唐代儒家在前期并沒有特殊的發展，至韓愈以后，儒學才有新動力和新方向。中國接受各種外來信仰，是唐代出現的重要現象。早在南北朝時期，中國就大規模地接受了佛教。雖然佛教在華發展，經過了北魏、北周、唐代、后周“三武一宗”法難的迫害，究竟都只是短期災難，為時不過數年，佛教終究彌漫全國。

　　中國本土產生的道教，與外來的佛教互相交叉，兩者都有關鍵性的整合與開展。在唐代，佛教整體華化，漢傳佛教自成系統，而且由此傳播到日本、朝鮮和中南半島。在西北的高原地帶，藏傳佛教也逐漸成形，并且于此時逐漸擴散到中國的西南部。

　　相對而言，在佛教的母國印度，改革的印度教壓倒了佛教，以至于南傳佛教并不存在于印度本土。伊斯蘭興起以后，在中亞和內亞地區，佛教被伊斯蘭教代替，佛教再無存在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說，佛教移植于中國，可說是接枝成長，蔚成繁林。尤其凈土宗和禪宗，都在唐代成長為重要的宗派。道教，如前所說，與佛教交叉影響，也在唐代成為中國民間的主要本土宗教。

　　中亞和內亞的祆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景教（聶斯托利派），都跟著胡人的足跡進入中國。在中國，這些教派并沒有真正地以原來面目存留于唐代以后。他們的影響，毋寧是被中國的民間信仰吸收，演化為中國的許多啟示性的教派，例如宋代方臘的“吃菜事魔”教派和元明兩代的白蓮教，等等。道教的宗派，尤其吸收了不少外來宗教的觀念和儀式。

　　唐代的知識分子，并不完全屬于傳統的儒家，他們的觀念以及交往的朋友，頗以佛教或道教為主體，儒家只是陪襯而已。經過唐代的涵蘊和演化，這些宗教系統互相影響，構成了中國特殊的“眾教合一”傳統。

　　伊斯蘭教也由胡商傳入中國，在廣州、泉州、揚州和關中等處，都有伊斯蘭的信徒，也有相當規模的教堂。不過，伊斯蘭教的信徒很少和其他教派來往，更不論彼此影響以至于形成另外一個華化的伊斯蘭教派。相對而言，中亞、內亞發展的啟示性信仰，并沒有改變伊斯蘭教獨一尊神信仰的獨斷，也沒有對歐洲基督教（分裂為東正教和天主教）的獨一尊神信仰有所影響，以致今日中東、內亞不斷有宗教仇視和斗爭。唐代對于宗教的寬容和包涵，也反映了唐代文化宏大的氣象。

　　唐代人口，從前面敘述可知，在漢代到南北朝之間的漢人基礎上，增加了許多外來的成分——北方的胡人、中亞和內亞的外族，都消融在“中國人”之內。廣大的南方和西南部山陵之中，本來還有一些原居民的聚落，在唐代都經過遷移和混合，中南部和華南基本上已不再有大群的原居民可見了。

　　只是，西南部的山陵之中，漢代所謂“西南夷”的子孫，有相當多還存在。不過，這些原居民也大量吸納了中國文化的影響，有些族群可能還保留服裝的特色，但大部分的原居民已經很難在外表上看得出和漢人的不同處。

　　因此，回顧緒論所說，來自非洲的“現代人類”基因，在進入東方的幾條路線上，本來可能各有一些特色。但經過唐代的吸收和混合，無論沿海東上、由南北上和北方向東的幾支古代基因，都已經混合為“中國人”。固然，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直到今天，居民的基因還有一些地方性的差異。唐代可以說是大融合的時代。

　　中國皇朝，向來以漢、唐為最重要的時代。假如借用佛家“成、住、壞、空”的說法：漢代是充實華夏，完成“中國”本體的“成”；唐代則是取精用宏、開展性的“大成”。人類歷史上，許多地區都有過“盛世”，往往在極盛巔峰開始下降。

　　在此以后，又往往有一段過程，該一復雜系統逐漸固定、僵化，而逐漸衰敗。唐代的巔峰是在玄宗開元年間，天寶以后，安史亂起，唐代逐漸過了升降交點。根據佛家所謂“成、住、壞、空”四個階段，唐代的“大成”之后，應是“住”的階段：巔峰在此，下坡也在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