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提倡多元包容。那么，什么是多元？多元不僅僅是不同觀點的自由表達，它還意味著異見者之間的共識，關于社會核心價值的共識，還意味著對博弈規則的一致認同。如果沒有價值和規則的認同，多元將導致藝壇的混亂與解體。

　　泛審美化的出現擴展了審美形態的多元。傳統古典美學范疇的優美、崇高與和諧被西方吹進的“當代藝術”所打破。它消解了中華民族傳統審美的標準，顛覆了傳統審美的文化立場。以復制、技術、裝飾、工藝制作的作品，借大眾傳媒作為主要手段充塞著當下的文化空間與藝術市場，支撐著日益世俗化的大眾美學。

　　當代藝術觀念的轉變也直接影響著傳統書法藝術的純粹性與精神性。從“靜觀”變異為“喧囂”，從“審美”異化為“審丑”，從高雅趨向粗鄙，從清逸轉為俗濁……這是西方后現代主義以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的影子，引起了書壇自由主義的生長。

　　后現代主義作為非理性主義思維逼迫藝術向著“取消主體無審美”等疏離文化價值的方向延伸，消解了藝術創作原有的審美性與崇高性，混淆了東西方文化內質的差異，模糊了大眾對藝術審美的評判標準。為了顯示形，故意無視質，消退質，以立新奇，以超乎常規的“立論”和超越傳統的行為吸引大眾眼球，以成“景觀”。無論是繪畫乃至書法，以怪誕、無序為賣點，以審丑為訴求，以消解主流價值為圭臬，這不能不引起書畫界高度的警惕與反思！

　　要對“丑書”有一個明確清晰的鑒定。我們所指的“丑書”是脫離了書法藝術創作的本體規律與漢字的結構規范，無視筆法等書藝的基本法則，任筆為體，聚墨成形，粗鄙惡俗，狂怪“出新”的不良現象。這里所指的“丑書”應和藝術本體中的“造險”“犯險”區別開來。

　　大凡藝術創作必須由平正務追險絕，然后復歸平正。劉熙載《藝概·書概》中指出：“學書者始由不工求工，繼而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極也。”又指出：“俗書非務為妍美，則故托丑怪。”應該說，藝術中工求不工的高境界，其形式構成與內質標準上有一定的規律，其視覺空間是具有一定“度”的。“不工”并非是“丑陋”，卻是“造險”。

　　我們需要以包容的心態允許一部分(甚至僅幾位)書家個體特立獨行式的“實驗藝術”，書壇需要理解與對話。這些(為數不多的幾位)書家他們已具備了較為深厚的傳統筆墨功夫與藝術創作經驗，他們獨辟蹊徑，尋求新的理念與探索“心路藝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讓歷史來檢驗。

　　顯然，在當下全球化語境下的社會文化轉型中，中華民族文化自身身份如何保持與重塑？這就需要在包容基礎上的選擇。藝術批評的當下性已沉積為三大焦慮，即觀念焦慮、身份焦慮與現實焦慮。如何讓具有真正的“問題意識”彰顯鮮明的批評性？如何讓理論更直接有效地揭示與指導當代藝術創作實踐？如何強化文藝“美教化、移風俗”的功能，使市場經濟下文藝娛樂化、精英文化邊緣化的現狀得以匡正？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課題。

　　改革開放40多年后的今天，進一步認識現代化的文化內涵，認識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傳統文化情結和當今中國文化發展的價值取向，這是值得當下書法界深入思考的。五千年的中華文化告訴我們，文化的“核心價值”正是中華文明沒有斷裂、得以延續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這個核心價值在不斷變化、豐富與發展，并形成相對時期的時代文化核心價值。改革開放40多年，其核心是引導社會確立一種主導價值，即高揚現代人文精神。這就要求書法界堅持全球化視野與本土化實踐。當代書法創作審美評判體系的建立，也是誕生時代經典作品的審美基礎。面對消費文化的挑戰，我們要努力提升人們的審美情趣，促使社會審美向高雅化轉化。我們要有意識地引領一種審美價值評判尺度，召喚文藝責任回歸，引領國民精神的提升。

　　文化自覺是當今時代的要求，它是在文化反省、文化創造與文化實踐中所體現出來的一種文化主體審美意識與心態。對于書法界，文化自覺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加強文化審美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適應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這個時代的書法藝術工作者尤其需要思想的滋潤與審美的純化。時代需要書法藝術家不急功近利，而是耐得寂寞地思考當代文化與社會審美的深層課題，思考時代人文精神的落地生根。其要義首先是書法藝術當代審美定位與導向中的人文理性。

　　作為當代書法藝術的審美自覺，或許可以提出這樣的坐標系——其縱軸是從傳統和出新的結合中看待未來中國書法的趨勢，這是一個時間軸；其橫軸是在當前全球化語境下找到書法藝術的審美定位，確定其存在的時代意義，這是一個空間軸。這是對書法藝術功能的文化反思，是對藝術發展規律、特點的準確把握和必然選擇。當代書法事業的發展將取決于書法創作審美科學評價體系的構建。這里的“科學”不是自然科學的“科學”，而是哲學意義上的“合時合宜”，即“中庸”理念。這一藝術標準與評價體系的構建必須扎根于中華美學精神的沃土上。

　　中國當代書法美學精神，一是蘊含在中華傳統哲學中的寫意精神，二是表現為一個運動著的通變過程。它的時代性，既不能僅僅局限于古典美學，更不能從西方的現代美學概念生發。它不是單一的追求技巧與形式美的遞變，更多的是從審美理想、道德高度與文化價值層面去提升。其精神內核就是崇尚真善美的高度融合，就是美學高度的“人民性”問題。它應該具有民族的歷史感，富于民族靈性、民族氣質和民族語言特色的。它是中華民族審美集體意識的精髓與靈魂！

　　顯然，書法藝術作為審美文化的重要職責并不在滿足人們宣泄感官的消遣娛樂功能，而是要上升到自由的人生境界，凈化人的靈魂，培養日常良好的素質。因此，今天我們每一位藝術工作者要認真反思對社會、對主流文化的責任擔當。這就是重建具有民族風骨與時代風范的藝術評判和價值體系，創作出具有中國氣派、中國精神的藝術作品。這是我們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境地下時代藝術創作審美之路的戰略抉擇，這也就是當代書法藝術的文化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