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山漢墓，一部讀不盡的歷史大書，讀之不盡的不僅是其中正待解開的諸多歷史密碼，還有其延續50年漫漫考古過程中的酸甜苦辣。特別是對1977年首次發現土山二號墓的考古專家王愷來說，今年85歲的他，其考古生涯中一個重要愿望便是土山漢墓考古工作能夠在他有生之年獲得圓滿的成果。

　　王愷1935年出生于沛縣一個偏僻農村，自幼家貧，在鄉村讀過一年私塾，1955年就讀于徐州六中，1958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成為全鄉第一個大學生。

　　北京大學是我國第一個成立考古學系的高校。今年，湖南女孩鐘芳蓉以高分報考北大考古專業，被網友噴“沒前途”而引起熱議。王愷曾向記者形容考古之苦：“考古界有個順口溜：考古考古，蹲坑挖土，遇見古墓，還得剔骨……骨架在地下埋了上千年很疏松，剔起來非常困難，趴在地上工作常累得爬不起來。”

　　1977年3月，王愷從洛陽調回家鄉的徐州博物館工作。徐州是漢朝開國皇帝劉邦的故鄉，目前已發掘、發現了9處20多座王級大墓，而上世紀70年代的徐州，除了文獻上的記載和不多的文物，沒有更多的考古成果可以證實徐州兩漢文化的豐富性。

　　土山位于徐州博物館后部，剛調到徐州的王愷看到碩大的于1970年發掘過的土山一號墓的封土堆，一個問號在腦中產生：這么大的封土堆下僅埋這么一個小磚墓嗎？況且墓又不在中心位置，土山應該還有一座更大的墓。

　　回到館里、睡在床上、吃飯的時候，土山的謎團一直在王愷腦中翻騰，他向館里建議對土山進行鉆探調查，很快獲得了批準。這年5月，王愷從洛陽請來曾經的同事龐振河，帶著徐博幾位年輕人在土山探墓。

　　他們的工具主要是洛陽鏟，此鏟因古時洛陽盜墓人發明而得名，鏟頭呈半圓狀，綁定在一根竹竿上。其原理是將鏟插到地下帶出泥土，通過分析泥土的性狀判斷有無墓葬。功夫不負有心人，不出一個月，土山二號墓就被找了出來。“洛陽來的考古專家小鏟找大墓”的說法在市民中間流傳。

　　試掘期間，為了確保安全，王愷白天黑夜都守在工地，晚上住豎井西側搭的茅草庵子里。那年入冬后下了一場大雪，差點把他的庵子壓塌，他的被子、頭發上都落了雪。考古發掘中還有一次驚險，某天南京博物院專家來看土山漢墓現場，王愷順著土坡邊走邊介紹時，突然滾下山坡，幸被一輛鏟車擋住沒有落入懸崖。

　　漢代的厚葬風導致后世發現的漢墓“十室九空”。徐州近年發現的漢墓皆在古代被盜過，墓主的判定給考古人留下千年謎題。1970年徐州土山一號墓被發掘后，考古界根據墓葬形制、封石上“官十四年”刻銘推測墓主為在位14年以上的東漢彭城王的王后，因而土山漢墓被認定為彭城王墓，于1982年被認定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由于發掘條件不成熟，土山二號墓很快被回填保護。2004年，土山二號墓發掘工作再次啟動，2014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由徐州博物館主持發掘。

　　2014年5月，時年近80歲的王愷想到自己曾在30多年前土山二號墓黑暗的耳室中摸到類似佛院經幢的石物，在《后漢書》中看到東漢第一代楚王劉英自殺于永平十四年，這個年份與封石的“十四年”相吻合，他分析土山漢墓墓主不是某位彭城王，而是東漢唯一的楚王、因崇佛聞名又因佛獲罪的劉英。

　　目前，徐州發現的兩漢王一級的漢墓有9處，只有龜山漢墓因一枚龜印判定墓主為第六代楚王劉注，其他幾處王墓的身份都有爭議。畢竟，沒有確切的實物為證，僅是揣測。王愷曾通過《彭城晚報》專題講述了自己的推測。

　　劉英為漢明帝異母弟，“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有人告劉英逆謀，劉英王位被廢，遷徙到丹陽涇縣（今安徽宣城）。后自殺，十數年后改葬彭城。王愷認為，墓中封石上的“官十四年”是指楚王劉英自殺時的年份“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后漢書》里也有天子派謁者迎接劉英靈柩、改葬彭城的記錄。

　　此文的發表，引起了考古界的巨大反響，贊成者、反對者皆有。無論怎樣，王愷在土山漢墓墓主身份未能真正揭開之前，為考古工作又提供了一種新思路和研究方向。2014年11月，王愷為了求證自己的想法，在徐州工會職工馬曉虹等人的陪同下，專門去安徽徑縣劉英的自殺地考察走訪。

　　馬曉虹因文博工作與王愷相識20余年，二人合著出版的《楚王珍寶知多少》獲得過“全國優秀社會科學普及作品”獎。馬曉虹說，涇縣行中王老查閱了《涇縣志》、考察了當地古塔碑文，老人家認真執著的精神令人感動。

　　徐州考古工作起步于上世紀50年代，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了飛躍式發展。這其中，留下了王愷的許多足跡。徐州博物館青年職工岳凱介紹：“在王愷老師40余年的考古生涯中，共清理發掘墓葬300余座，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兩漢文物，為徐州兩漢文化研究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王老師還長期無私提拔后學，為縣（市）區培訓文物干部，帶出了多位有建樹的文物工作者。”

　　“我是農民的兒子，勞動不怕，吃苦不怕。人生幾十年，總要給社會留下點什么，想做成特別大的事情不容易，踏踏實實地把工作做好就是貢獻。”王愷秉承著中國文人的風骨，一生堅持“搞考古的人不搞收藏”，認為“這是考古人的職業道德”；他曾反復八九次、歷時3個月從群眾手中征回民間的文物，對于他人的贊美，他強調：“任何一個工作都不是一個人的事兒，都是很多人共同的成果、大家的努力。”

　　王愷提交的《關于搶救土山漢墓文物》《徐州獅子山漢墓出土文物保護刻不容緩》等提案，均受到重視，也推動了徐州考古事業的發展。他曾多次做客央視，在《王陵疑云》《走遍中國》《王陵發現者》《王陵之謎》等紀錄片中介紹徐州的漢代考古成果，引來各地媒體、游客的探訪熱潮。

　　國家博物館研究員信立祥以“敏于行而訥于言、楚人的堅韌、深厚的考古學素養”等三點來總結年長他12歲的學長王愷的性格。信老在王老的回憶錄《叩開楚王陵———我的考古之路》序言中這樣總結：

　　“王愷先生輝煌的考古人生幾乎都是在徐州度過的。他的主要成就，如對蘇北地區漢畫像石的開拓性研究，土山二號墓的勘探和確定，獅子山楚王陵的發現、發掘與研究，全部都與漢文化有關，而后者無疑是他考古人生輝煌的頂點，也淋漓盡致地展示了他性格的三大特點。”“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沒有王愷先生就沒有徐州文博事業今天的繁榮。王愷先生的考古人生，是無愧于人、無愧于世、無愧于家鄉的輝煌人生。”